中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日内信息结构研究——基于交易和非交易时段的视角

为探索我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日内信息结构,本文从交易和非交易时段出发,研究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沪深300指数现货市场日内交易和非交易信息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传递方向及其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除现货下午交易信息外,上午交易和下午交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预测关系,而价差修正项却存在一定的预测作用。现货隔夜信息对期货上午交易与现货午休信息对期货下午交易均具有预测能力;期货隔夜信息对现货上午交易也具有预测能力,而期货午休信息对现货下午交易的预测作用并不存在;且与午休信息相比,隔夜信息对日间交易的影响更大。期货提前交易对股票现货日内交易与期货延迟交易对股票现货市场隔夜的收益及其波动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相对而言,延迟交易对股票隔夜的影响力要大于提前交易对股票日内交易的影响力。     

从亚洲实践探讨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关系

从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间的价格领先与落后的关系、成交量变化的关系、股指期货对股价波动程度等方面,结合亚洲的实践进行分析,认为股指期货并不会增大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增强市场的稳定性.     

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信息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成熟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在股指期货刚推出时(第一年)的信息效率或提高或降低,而新兴市场普遍降低;随着股指期货的发展及逐渐成熟与稳定,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信息效率均随着股指期货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表明从长期来看,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具有促进作用,两个市场最终趋于长期的动态均衡。     

中国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系实证研究——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现货市场对于期货市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现货指数的上涨是股指期货看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长期来看,股指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稳定的正向引导关系,并且对上海A股市场和深圳A股市场的影响有所区别的.     

股指期货基于信息传递效应稳定作用的局限性

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有潜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股指期货能向现货市场传递信息,可提高信息质量,加快证券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速度,促进信息效率,从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是,股指期货信息传递效应对现货市场的稳定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第一,股指期货有限的价格发现功能;第二,股指期货有可能向现货市场传递有噪音信息;第三,市场解释信息方式影响稳定作用发挥的程度;第四,股指期货引起信息同质性,使市场丧失信念多样性,更易反应过度。     

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期间股指期货对指数现货波动的影响分析

针对股指期货做空机制与做多机制对指数现货的影响有无异同的问题,将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间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分为上涨期和下跌期,通过沪深300股指期货以及沪深300指数现货每5分钟的数据,利用Garman & Klass波动率度量公式、双变量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来分析波动中股指期货对指数现货波动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市场处于大幅波动期,股指期货和指数现货两个市场之间存在双向价格引导关系,其中指数现货市场处于主导地位,两个市场之间风险是相互传递的,其中指数现货市场的风险传递更加显著;在中国股市波动的利多阶段,股指期货的负收益会促进指数现货的波动,在利空阶段,股指期货的负收益影响大于正收益影响,股指期货的做空机制对指数现货市场带来的影响大于做多机制带来的影响;股指期货以其本身固有的领先于股指的特性,在应该抑制波动的时候反而加剧了波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应重视其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负面影响的控制。     

论我国开展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制约因素及其风险

我国股市虽经历了十来年的发展 ,但证券法规体系不健全、股票现货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以及证券知识的缺乏等因素制约着股指期货的开展。如果不顾市场客观条件一味急于开办股指期货交易 ,那么对投资者、交易所、国家的巨大风险就在所难免 ,其后果不堪设想。     

基于股指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互影响的研究——个股涨跌和沪深300的相互影响

股指期货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的推出指日可待.对股指期货这种金融工具的特点做介绍,分析其市场功能和合约的设计规则,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沪深300指数和各股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     

股指期货和现货的线性、非线性Granger 因果关系分析--基于1分钟高频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传统线性 Granger 因果检验以及最近发展的非线性 Granger 因果非参数 Tn 检验法,对股指期货和现货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从研究的整个阶段来看,股指现货和期货之间存在线性和非线性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在期货上市之初,股指期货与现货互为线性 Granger 因果关系,且只存在期货对现货的非线性 Granger 因果关系;在随后的几个不同阶段内,期货对现货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仍然显著,而现货对期货的线性和非线性 Granger 作用逐渐减弱。说明随着市场运行的不断深入,无论从线性还是非线性角度,期货对价格发现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发现,若存在股指现货对期货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现货对期货的线性作用更明显。     

基于贝叶斯多变量厚尾随机波动模型的期货与现货联动效应研究

针对多变量随机波动模型难以刻画金融时间序列尖峰厚尾特征的问题,构建了贝叶斯多变量厚尾随机波动模型。通过模型的贝叶斯分析,选择参数先验分布,设计基于Gibbs抽样的MCMC算法,据此估计模型参数,解决多变量随机波动模型参数较多难以估计的问题;并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贝叶斯多变量厚尾随机波动模型能更准确地刻画金融市场的波动特征以及金融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     

股指期货最优套期保值与绩效评价——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针对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的问题,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沪深300指数中权重占前两位的股票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进行了实证测算和绩效评价,实证结果表明：运用分位数回归计算得到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都大于0.99,在不同分位点上,期货收益对现货收益的影响大小及变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股指期货与标的指数波动的关联性研究——来自沪深300指数的经验证据

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及稳定的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以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以来的233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标的指数的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沪深300指数与标的指数具有协整关系;2)沪深300指数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传导具有不对称效应。这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跨市套利,同时促进管理层完善期货市场微观结构。     

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收益率序列相关性研究——基于Copula函数的实证分析

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后,其与沪深300指数的关系就引起投资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以沪深300指数和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日收益率数据为基础,运用Copula函数建立Copula-GARCH(1,1)-GED模型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与股指期货收益率序列之间相关程度非常高,而通过比较秩相关系数的拟合情况,二元正态Copula函数更接近实际情况;在平方欧式距离的标准下,二元t-Copula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沪深300指数与沪深300股指期货日收益率序列的相关结构;两序列的尾部相关程度非常高,表明当股票市场大幅度波动时,沪深300指数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相关程度显著提高。     

基于跳跃扩散模型的中国股市和期市风险关联研究

采用2006—2007年我国股市大盘股和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高频价格数据,建立了基于跳跃扩散的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事件风险模型,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我国大盘股和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的沪深300指数既存在同时的跳跃溢出效应,也存在我国大盘股领先沪深300指数5分钟的跳跃溢出效应,表明我国股市和期市存在极强的风险关联性,进一步为我国股市和期市跨市场监管的机制设计奠定了基础。     

中国股指期货存在交割日效应吗? ——基于指数和个股视角的研究

股指期货既可以实现投机或对冲的目的,又能低成本地改变风险敞口,在资本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探讨现行交割制度的合理性和指导投资者行为的角度出发,股指期货交割日当天是否会对现货指数的交易量、波动率和价格等造成影响,值得关注。指数层面,沪深300指数在交割日当天11∶05-11∶10的交易量达到非交割日的135倍,波动率约为非交割日的15倍;个股层面,大市值成分股和小市值成分股在交割日当天11∶05-11∶10的交易量和波动率分别比非交割日高17%和10%以上,同时价格反转现象显著。其中,市值最大的股票波动贡献率最大。综合来看,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较明显的交割日效应,且此效应对大市值成分股更为显著。     

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标的指数的影响——基于修正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标的指数的影响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利用修正GARCH模型,以2007年1月4日至2011年7月22日沪深300指数为研究样本,并使用同期的上海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作为替代变量,通过整体回归和分阶段回归分析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前后标的指数波动率的变化。研究发现:沪深300指数期货的引入降低了标的指数的波动率;同时,沪深300指数期货的引入加快了标的指数现货市场的信息传递速度。     

中国空间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证据

城镇化进程应当是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统一,当前的实践和研究多偏重人口结构而忽视空间结构,与建立在单一户籍测度指标上的人口城镇化不同,空间城镇化要求从农村属性的管理空间向城市属性转变。通过分析2002-2017年我国各个省份空间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我国总体空间城镇化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较低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已成为制约我国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因素。根据空间与人口城镇化的匹配程度,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区域类型分为失调型、匹配型和异常型,区域的空间城镇化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产业多样性、市场潜能、财政收入对于提高空间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作用,而人口城镇化速度、区域土地价格以及内部经济差距则具有负面效应。未来应坚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推动,探索新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为空间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