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享誉全球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当时史学界的封闭状况,并未赢得足够的注意。1980年代以来,由于伊格尔斯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高度的概括力,他的多部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遂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尽管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发展历史研究的事业中,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革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史学主体心态入手,揭示20世纪80至90年代史学发展中的不同特征。80年代是一个史学主体反思历史,在学术领域重新定位的阶段,人们以虽浮躁但真诚的态度,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推动了史学学科化的进程;90年代则凸现出主体反思史学,在社会中寻求重新定位的新特点,表现出冷静和彷徨的新取向。90年代史学在原基础上取得了深入发展,但是也遭遇到了来自社会的严峻考验,“史学危机”依然存在。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新社会科学运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陷入低潮的革命运动形成反差的是,一场以探求、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陡然兴起。这场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代中期,形成继新文化运动后又一场有影响的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获得了长足进步,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一"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在我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曾经满意地肯定"五四"运动的业绩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那时候,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遗憾的是这个运动的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学科和积极的社会运动,其最核心的理念是共享历史话语权。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创建一套构架完整、学理清晰的公众史学理论框架。藉于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分析,可以探讨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作为新兴的史学领域,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既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更需要搭建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体系、学科框架及与之相应的教学模式。     

编者的话

20世纪40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1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它确立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但奇怪的是,一度得到宣扬的心理史学却没有在后来发展下去.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史学观念在某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当时史学革命的主旨也限制了心态史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以及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鲁迅也有错误,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古代史学许凌云一、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史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发达的学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这是中国...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在众多昙花一现的史学流派中得以脱颖而出 ,并形成当时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接近。表现在史观上 ,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 ,与乾嘉史学的“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史学方法上 ,实证主义史学的形式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因此 ,实证主义史学较其他流派更容易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更容易被中国史家所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 ,更易于在中国生根发芽     

学术的沿袭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东渐中字句沿袭现象剖析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存在着沿袭西方或日本相关论述的现象。本文对此现象进行剖析,认为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沿袭是当时学人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介绍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式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当时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