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倾向不同,存在信息不对称,政企关系向契约化和交易化方向发展,从而导致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变形走样。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建构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模型,设计相关参数,可以发现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不强的关键环节和原因,从而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     

利益分析视角下的公路班线客运集约化发展研究

公路班线客运集约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利益关系的协调。在广泛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结合班线客运发展历程及现状，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剖析了政府、企业、个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利益冲突及利益博弈的内在机理，指出挂靠关系下企业与个体之间的利益争夺是集约化发展难以推进的根源。研究提出以当前利益分配格局为均衡点的“实收配股”集约化发展改革方案，同时强调政府应转变职能定位、完善相关政策，防止形成市场封锁或垄断。     

“距离悖论”在我国水土不服的根源探析

政府信任与政府合法性紧密相连,是执政的社会资本,任何一个善治政府都必须重视政府信任建设。当前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与政府层级的高低形成正比,这无不与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官本位的政绩考核制度、距离远近对判断的影响,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有关。建立高信任的政府就要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民满意度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严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消除距离远近对判断产生的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公民的数据意识及其意义

在人工智能时代,公民以数据化的方式生存。与政府和企业相比,公民在大数据的结构性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权利地位。这就需要公民通过增强数据意识来调和这种结构失衡。数据意识包括数据感、数据权利意识和数据使用意识等。通过数据使用,公民参与可以规避选举参与和协商参与中的问题。同时,大数据时代公民参与的新方向应该是,公民和公民社团联合起来,在数据使用的基础上,实现公民和政府、企业的双向"数据赋权",进而推动开放政府和开放企业的建设。     

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及其正向效应分析——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忠实守护者,它的蓬勃发展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活力,代表着社会的多元和开放。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进而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具有弥补＂政府失灵＂、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促进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分解政府压力、监督政府行为;推动利益多元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正向效应。     

建国以来我国林业法规演变过程研究

通过分析我国建国60年来森林资源发展状况和林业法规的变化情况,总结变化的规律,认为政策法规的制定理念经历了从国家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化,即从建国到＂文革＂时期,政策法规的制定理念是国家本位,林业法规处于次要地位,公民的森林权利遭漠视;改革开放之后,林业法规才慢慢发挥主导地位,公民的林业权利也逐渐受到重视,体现了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指出国家本位的政策法规导致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以及权利本位的政策法规促进了森林资源的增加。认为完善林业政策法规应该：制定政策和法规必须正确处理近期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应该保障多元的林业主体参与林业政策的制定;建议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解决我国的林业问题。只有制定科学的林业法规,才能促进民生和森林资源的共同发展。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浅析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公民参与是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有利于科学、高效、公平、公正的进行政策评估，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保障，又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充分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公民利益至上。本文主要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出发，探讨当前我国政策评估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求更好的实现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征收征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征收征用工作中时常出现侵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现实中侵权现象仍不断出现,公民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始终得不到救济。本文拟从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我国征收征用中相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问题。同时,征收征用中的侵权主要还涉及补偿问题,因而本文还将对补偿协商机制作一些探讨。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以《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为中心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不能完全实现原环境的恢复，环境议题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转捩，促就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应。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是通过诉讼程序落实风险管控的公法责任以发挥法院的环境规制作用，并弥补行政规制的不足。但既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则过于模糊，存在适用盲点，亟需梳理内在规范构造。具体而言，以重大风险为启动前提，但应从“质”与“量”二维标准加以界定；以污染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为审查对象，但应着力于以行为为主附带结果的审查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保护对象，但应区分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实质内涵和顺位选择；以法律规定的机关与组织为诉讼主体，但应授予公民原告资格并肯定行政机关的独立参与人身份。除此之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风险交流有助于推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程，未来制度改革上应致力于商谈主义司法的形塑，通过强化法院职权以敦促风险交流的充分展开，最终促进法院环境规制权能的完善。      

公共信息资源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研究

本文分析了公共信息资源利益链上的多元主体,论述了知识产权与公共使用权的对立与统一,在此基础上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限制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重视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几个方面探讨了公共信息资源利益链上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以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同时,新公共服务对于公共行政官员也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服务于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重视人的价值,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官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文章集中探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论我国环境法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环境审判组织专门化的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已成立的许多环境法庭却面临“等米下锅”的尴尬。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前的环境司法存在原告起诉资格受限、因果关系证明规则虚置和环境法庭的设立盲目而不成体系等严重障碍。为走出困境,有必要拓宽并明晰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一是在法律上确认环境权,授予公民提起非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以环境权和诉讼信托、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诉讼担当、法律监督权为依据,分别授予环保组织、自然资源监管机关和检察机关提起纯正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此外,添加原告关于被告排污行为与其受损之间存在环境上关联性之因果关系表面证据的举证责任,细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庭的级别管辖和集中地域管辖的体系,也有助于推动环境法庭走出困境。     

个人数据权的宪法性分析

个人数据权是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并且,个人数据权主要是在公法领域发生作用,因此,个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法领域,数据主体的自决权受到很大限制,公权力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或管理职能的必要,可以不经数据主体同意而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为避免公权力对公民个人数据权的侵犯,公权机关在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职能必须原则和当事人知悉原则;而在使用个人数据时,则必须遵守目的特定原则.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一方面具有防范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公民个人数据权受到其他民事主体侵犯时,有要求公权力承担保护的权利.如是,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其内容才是完整的,并且是自足的.     

从破窗理论看环境公害治理

破窗理论启示我们,环境污染事件泛滥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被查处,环境领域的无序状态导致一些企业纷纷仿效;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引入“零容忍”的打击政策。但由于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自身的特殊性、政府失灵、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实现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消除这些不利因素,必须为公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开山劈道,用公民环境公权力补充、制约国家环境公权力。同时,为了提高打击力度,必须完善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民原告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