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玲珑鲜活说三苏——《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三书小序

三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应当弘扬的辉煌灿烂的重要文化.刘川眉的<眉山苏洵>、刘小川的<眉山苏轼>、熊朝东的<眉山苏辙>是最近完成的研究三苏文化的重要成果.这三部书稿的作者都是眉山当代作家,他们对三苏的研究饱含着对乡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激情.他们研究的视角新颖,作品鲜活通透,采用立体用笔,展示了中国文化如何造就了三苏,三苏又如何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光彩,启迪我们今天该如何去认识与弘扬三苏精神.     

雷简夫慧眼识贤荐“三苏”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是北宋的大文豪，但起根发苗，却与雷简夫推荐呐喊有关．     

论苏洵苏轼父子的用人思想

苏洵苏轼父子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很有见地的政治家,尤其是苏轼,曾被皇室认为是宰相之材.他们的政治见解表现在具体的用人思想上,不仅对当时社会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苏轼的对联艺术

从人们忽视研究苏轼对联的原因谈起，对苏轼的对联进行了初步的搜集整理，并对苏轼对联的成就及其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宋濂传记文艺术成就与时代影响

宋濂传记文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传主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作者综合运用多种写人艺术、高超叙事技巧和浓郁抒情笔法,取得较好艺术效果。宋濂传记文艺术主要源自继承和发展秦汉史传传统和唐宋韩柳传记文成就,他是明前传记文成就的集大成者,其传记文创作开启明代中后期平民传记文创作的先河,也推动了中晚明人文气息浓厚的小品文出现,并开创明清传记传奇化写作风尚。宋濂传记文成就非凡,贡献卓著。     

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近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的摄制和上演,在世界各国热闹非凡。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的分析,论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论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杜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罪行的憎恶与批判 ;杜诗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它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融情于事 ,寄情于景 ,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杜诗的语言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形成了凝炼精确、生动形象的特点。杜甫对各种诗体都有发展创造 ,尤其在五古、七律及新题乐府上成就最为显著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同题辞赋论

北宋后期苏轼领导的苏门文学团体不但有大量同题唱和的诗歌，还有一些同题辞赋。这些同题辞赋的产生，或缘于当时文人交游的风尚，或缘于身处逆境时辞赋家寻求心灵慰藉和相互鼓励的需要。这些作品对元秸年间苏门的正式确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体现了苏门文人的团体意识和苏门的凝聚力；它们虽为同题共作或唱和，却风格各异，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苏门活泼自由的门风，和苏门文人和而不同的精神品质。     

评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目的论

以文学反映现实,提倡有为而作,这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苏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口号,要求文学要能揭出社会之弊端,以引起疗救。苏轼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创作理论,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有关;而作者要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则必须具有政治预见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浅说中国佛教文化

印度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 ,与中国儒道思想经过矛盾磨合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人的精神生活。而作为中国佛教的禅在人生价值、思维方式等方面对文人的精神及艺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特别体现于王维的充满禅境的诗歌和苏轼随缘任运进退裕如的人生方式。     

论苏童小说的诗性写作——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七

诗性的本质就是真善美,就是雅。诗性的苏童为了逃离庸俗的现实世界,以小说创作来营构自己精神的"世外桃源",从童年的记忆到历史的想象,从现实到神话,为我们奉上了一道道诗性的小说大餐。     

汉武帝对贵州的管理经营

汉代是汉族与贵州各民族融合互进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汉王朝在贵州境内修筑南夷道、沿交通干线设置邮亭,加强了中央朝廷与贵州高原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高原交通闭塞的面貌。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开发屯田,不仅巩固了汉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给生产力落后贵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沿南夷道干线出土的铜车马、“比五尺周一”铜澡盘、铁制工具、中原式印章等文物,说明迁徙的汉族已在贵州高原扎根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