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眼中的中国立宪——以《君宪救国论》为分析范本

《君宪救国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杨度关于中国立宪的理论构建：以君主立宪的政体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愿;以世袭罔替的君主来消弭军事纷争的危机;以正当诚实的立宪来矫正清末民初的弊端。杨度的立宪观既存在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特殊的现实性与一定的诚实性;另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未能摆脱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纠葛。     

从悲剧的人到人的悲剧——解析爱德华·邦德笔下李尔形象的改写

爱德华·邦德的剧本《李尔》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李尔王》。在《李尔》中,无论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精神追求还是最终结局来看,邦德一改原著中李尔王这一高贵的、英雄式的悲剧主人公形象,塑造了丧失崇高性且受困于权力欲望的李尔。通过李尔王和李尔这两个悲剧主人公的比较可以发现,邦德的这种人物改写反映了西方战后思想语境影响下当代西方剧作家对悲剧人物和悲剧功能的重新定义。     

从《君宪救国论》看杨度后期的君宪思想

杨度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寄希望于袁世凯，视“洪宪帝制”为契机，向袁世凯进献《君宪救国论》，为其登基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从而加速了帝制实施的进程。《君宪救国论》集中反映了杨度在“洪宪帝制”时期极其矛盾的思想，也突出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与君宪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消彼长的关系。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法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详细考察了法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游记《漫游随录》中以细腻、生动而又深刻的文笔记载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法国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国人了解法国大有帮助。在普法战争爆发、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时刻,他及时撰写了《普法战纪》、《重订法国志略》报道战况,介绍法国普鲁士的历史地理情况,开阔国人的视野,为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对当时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承袭了前人对法国的—些看法,但是,由于他有游历法国的亲身经历和编纂法国志的经验,所以,他又极大地发展、推动当时国人对于法国的认识。      

论《诗经》中的弃妇形象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三百零五首,其中,写弃妇的几首诗,真实地再现了先秦时期一些妇女不幸被弃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宗周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弃妇们贤良勤勉、诚挚忠贞,一朝被弃而又无勇气决裂。她们性格各异,但悲剧的命运却是共同的、不可避免的。     

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论福克纳笔下爱米莉形象的深层意蕴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的主人公爱米莉表面看去象似一个悲剧形象 ,然而细细读之 ,就会发现福克纳赋予了这一形象以深刻的内涵。本文认为福克纳通过爱米莉形象的塑造 ,旨在揭示“人”生存的困惑以及颂扬“人”在与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的超凡的“忍耐精神”     

两个悲剧人物的不同命运——析《女勇士》中无名姑妈和月兰姨妈形象

《女勇士》立足于女性和华裔,先女性而后华裔.本文从作者的两个亲人--无名姑妈和月兰姨妈入手,通过两个人名字及作者安排其出现章节的比较分析,论述了汤亭亭之所以赋予两位女性貌似相同却大不同的命运,是因为她所崇尚的女性权力表达方武以及反映摆脱男权社会束缚女性的重要性.     

音乐的四副面孔

音乐究竟是什么？最朴素的答案是,音乐是情感的表现。但是,人类表现情感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的表情都是音乐。有人认为音乐与情感无关,只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我们在聆听音乐时流露的情感只是音乐唤起的,不是音乐本身所具有的。音乐家在创作或演奏一首快乐的曲子时,并不必然正在经历着快乐。我们通过音乐可以认识到快乐,并不必然经历着快乐。音乐唤起情感一说也难以成立。只有少数专家才要求认识音乐的形式和情感的性质。多数听众只是享受正在进行的音乐,既不用记住它的开头,也无需猜想它的结尾。音乐可能就是正在鸣响着的声音。这就是迄今为止理论家所描绘的音乐的四副面孔,它们构成了20世纪艺术哲学的华采乐章。     

拿破仑的三副面孔——普希金笔下的拿破仑形象

由于视角、立场和心境的变化,普希金先后为拿破仑描绘出三副不同的面孔：“人间的灾星”、“伟大的人物明星”和“世上奇异的过客”。对拿破仑评判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到沉静,从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也呈现出普希金多重和多变的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     

虚幻·诱惑·拯救——论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构筑了以异国地域为背景的乌托邦世界,作家并非要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欣羡,而是仅仅将异国文化作为参照物,幻想通过香格里拉这个乌托邦世界来拯救西方现实世界。运用比较文学形象理论分析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不但可以利用"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对增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有积极意义。     

中国式官场的悲剧英雄 ——评唐浩明长篇小说《张之洞》

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塑造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人格为核心的中国式英雄形象。小说在逆境选择和矛盾冲突中突显英雄人物主体价值,在社会关系和人物对比中突出英雄人物个性特征,并通过对中国式官场文化的书写,表现了英雄人物忠君式爱国的悲剧、宦海生存的艰难以及理想突围的困境。小说流露出创作者矛盾的主体意识,体现了对中国式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     

德莱塞笔下的青年形象管窥

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的作品虽然带有自然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但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下层人民的残酷迫害，开辟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本文以长篇小说《嘉莉妹妹》、《珍妮姑娘》、《美国的悲剧》为例，分析了德莱塞笔下的三个青年形象的价值内涵，并揭示了形成其悲剧特质的本原所在。     

郁达夫与狄更斯笔下的火车形象

狄更斯和郁达夫都曾在作品中留下对火车的情感和记忆,并且运用了相似的写作手法。他们都非常用心地描绘车窗外不断流动变化的风景,认为这种新的经验不但影响或左右了乘客的心境,也彰显了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差异;他们都感到火车与死亡和魔鬼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但亲历脱轨事故之后的不同反应体现出火车在两人的心目中和作品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和价值。从对火车这种物质性因素的重视程度来说,二者可以分别作为中西表现方式的代表,一个是再现,一个是表现。     

老舍笔下的英国形象

老舍在小说<二马>和一些散文篇章中塑造的英国形象是立体化、多面性的.其中老舍有所侧重,他以异域作为窗口来打量、审视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并希望能够借鉴英国的闪光之处为中国的振兴与强大开辟新路.由于老舍所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关系,老舍在塑造英国形象时有了认同与否定、借鉴与排斥的矛盾冲突.     

老舍笔下的英国形象

老舍在小说《二马》和一些散文篇章中塑造的英国形象是立体化、多面性的。其中老舍有所侧重,他以异域作为窗口来打量、审视中国的国民性等问题,并希望能够借鉴英国的闪光之处为中国的振兴与强大开辟新路。由于老舍所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关系,老舍在塑造英国形象时有了认同与否定、借鉴与排斥的矛盾冲突。     

试论方方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祖父”、“父亲”、“我们”三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方方小说以其敏锐的文学眼光和细腻的情感体验方式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命运指向做了历史性的建构。方方内心的道德拯救理想及其文化精英立场,使其在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劣根性进行剖析的同时,书写了对知识分子的尊严、终极理想的守护和期待。     

刘备形象侧论

“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这个歌后语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的生动而又得体的概括。作者确实抓住“哭”这一细节,写活了刘备。在《三国演义》前85回里,作者描写刘备的哭就有近20处之多,里面有真情的哭．有虚曲的哭,也有狡诈的哭。作品通过刘备一次又一次的哭．逐渐地丰满了这个形象。可以说．刘备的哭,哭出了性格,哭活了人物。     

《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管窥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大多带有明显的女性化、庸俗化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其外在形体动作上的女性化特征,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及其心理意识之中：多愁善感、优柔寡断、怯弱自私、庸俗卑琐。他们的某些庸俗行为更是极大的伤害了女性们的真挚爱情和切身命运。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男性的弱化从反面证明了女性的觉醒、进步和解放     

杨绛笔下的回族底层人物

杨绛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散文作品《老王》，以人道主义的情怀描写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被社会忽略了的回族小人物形象。它曾被各种选本收录，自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