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深情于刻字意境之中——唐广新的刻字艺术

现代书法雕刻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多种艺术形式。它集书法、雕刻、装饰为一体,又不失书法神韵,以立体美感诠释艺术的内涵,形成了强烈、质朴、浓重、淡雅、清新的各种观赏情趣和格调。现代刻字与传统刻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强调主题性创作与创意,强调作者深刻的思想追求,审美取向和创作情感,以及通过这种“书法的再创造”所营造的主体书法的艺术境界。     

论楚辞的消亡

楚辞与诗经这两种文学样式在后代的发展命运实在是大相径庭。寻绎楚辞为何迅速消亡的根源，不但可以从侧面回答有关屈原、屈作的诸多重大问题，还可以在文学发展的规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楚辞之所以在汉代消亡，首先是汉代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楚辞的生长；再就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不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不善于借鉴民间的创作，因此楚辞的表现艺术得不到丰富与发展，其生命力日渐衰竭；而楚辞创作的后续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又囿于传统模式，一味仿效屈作，则更将楚辞推向了绝境     

书法展览与书法创作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搞好书法创作,办好书法展览势在必行。如何认识和把握书法展览和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决定了书法创作的走向,也和每一个书法家个体的书法创作息息相关。本文一方面肯定书法展览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巨大,另一方面提出书法展览不是书法创作的唯一检验标准的观念,从而就如何处理好书法展览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进行简要探讨。     

书法艺术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启示

书法与室内设计虽属不同的艺术类别,但两者关系密切,书法艺术为现代室内设计提供了多种创作思路。文章从书法与室内设计的关系出发,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再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探讨了书法对于现代室内设计的启示:一是书理对于室内设计的借鉴作用,二是书法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装饰应用。旨在探索室内设计发展的新途径。     

书法产业化背景下为展览而创作的偏失

展览是书法产业中重要的一环。书法创作者将展览当作检验、展示自己书法创作和获得艺术与市场双赢的一种主要方式。为展览而创作、为市场而展览使得书法创作过份看重形式表现,而乏功力、缺内涵、少自然,这些都会对公众审美期待、艺术共鸣造成挤压。书法创作的终极目的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人格魅力的自然展示、是人文精神的自然体现。因此说书法产业化的目的不是“去书法化”,书法创作的最终目的不应该在产业化中消解。     

当代书法创作的审美倾向浅议

艺术当随时代而变,当代中国书法呈现多元化特征和全方位表现的倾向,这既体现了书法继承与发展的必然走势,也符合现代大众对书法的不同审美期待。当代书法创作脉络表现为:1、坚守传统,祟尚传统格调;2、注重视觉魅力,在继承的基础上追求创新。     

辞赋之宗与现代浪漫主义——《文心雕龙·辨骚》札记

刘勰在《辨骚》篇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对我们正确理解楚辞的创作特点,探讨现代浪漫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毛泽东与《诗》、《骚》

毛泽东爱读《诗经》和《楚辞》,曾经抄录、熟诵、引用和评论。“诗言志”、讽喻、风雅、比兴以及《楚辞》的积极浪漫主义,都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鲁迅与楚辞

鲁迅立足现实,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对楚辞进行了广泛的借鉴与运用,进一步将楚辞中展现的"凭心而言"、"发愤抒情"的创作思想赋予"现代"气息,触及楚辞灵魂的同时也意识到古代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     

屈原遇知音 《楚辞》有妙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关于书法审美的一般规律与要求

书法的线条造型是形象的 ,而表达意境 ,抒发感情和个人取趣却是抽象的。　关于书法审美的一般规律与要求因此 ,书法审美需透过笔墨进行联想和想象 ,进行主观二度创作才能完成。而主观二度创作最主要的是审美主体要掌握书法审美的一般规律和要求 ,能透过眼前的笔墨 ,悟到创作者的师承关系、学识修养及艺术追求     

太和之境——饶宗颐艺术心灵探微

一代大儒饶宗颐不仅富于学而且精于艺。他着意于诗词歌赋,醉心于琴曲书画,常有独到之创作,多发醒人之言论。在其艺术观点的表达中往往隐含着理性的艺术诉求和艺术理想,艺术创作中亦蕴含着共同的艺术心灵。他认为“和”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思想,“太和”则是艺术心灵的极致境界。“和”的艺术理念引领着其艺术创作的求和之心、向和之路、成和之境,成为其艺术作品的内在理趣。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30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文章论述了田汉在中国现代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田汉是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在体式的建构中，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论刘海粟的书法艺术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艺术大师刘海粟在书法上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曾师从康有为,专攻大篆和魏碑,后又学宋人,得米字神韵,他主张“艺术是生命的表现”,强调创作性灵性与激情,并将书法的线条运用到绘画中,确立了自己粗放豪迈的艺术风格。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论书法艺术个性化笔墨语言的形成——以楷书为例

书法艺术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化特征和艺术水平的高低而得以区分,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书法艺术家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笔墨语言,在楷书艺术作品创作中书法艺术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师授、家传的影响;地域性书法、美术风尚的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需求、对外交流水平、所处时代大众审美观念的影响;书法家个性、志趣、爱好的制约等等。固然与古为新是创造的基础,但探寻书法家个性化笔墨语言的形成轨迹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创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六朝书法美学及其自然主义精神

六朝书法美学在汉代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向展开和细化,理论潜体系已初步形成。这个时代的书法创作处在积极拓展艺术表现可能性,追求变化多样、趣味丰富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应,书法美学在创作论上总结了多种艺术创新途径。其中尤为强调从自然中获得的涵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在作品论方面,既强调变化多姿的妍媚之美,又注重自然而然的效果,两极兼顾,形成"尚韵"的时代风貌。书法品评也日益具体化和客观化,理论探索与书法实践逐渐形成互动。"神"和"品"两个范畴的出现,表明书法艺术在形式创造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已越出可视的形式本身,由实入虚。无论是创作论、作品论还是鉴赏论,都贯穿着自然主义精神,它呈示出中国书法乃至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论当代书法创作的思维结构

书法创作与思维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就思维结构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分析了当代书法创作主流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书家应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相应的思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