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亭林的《易》学思想

被儒家称为“六经之原”的《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渊源,中国古代的学者无不覃思精研《易经》,并凭借它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生于明清之际的顾亭林先生也十分重视对《易经》的研究,他五十八岁那年在好友程贞夫、李紫澜家里讲《易》,从六月开始一直到九月方毕,李子德有《讲〈易〉毕奉谢宁人先生》诗。亭林晚年曾纂过《易解》,惜未有传。即使这样,在《日知录》以及亭林先生的文集、书信中还保存了他研究《易经》的思想和成果,颇能发人深省。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论张惠言的《易》学理论

本文对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张惠言的《易》学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易图条辨》对宋人宇宙模型的解释有恰当之处,用数的变化来说明宇宙生成次第是有道理的,不能被斥之为“中古的胡涂的概念”.     

元代新安理学的《易》学思想

在由宋入元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当中，能以《易》学名世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他们的《易》学研究几乎完全禀承了朱熹的思想与体例，以羽翼朱子之学为职责，这样出现的一个弊端即是形成了固步自封的学术局面，因而缺乏了创造性。而以郑玉、朱升、赵污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安理学家，他们转益多师，门户之见也相对淡薄，这使得他们的《易》学研究各具特色：郑玉倾向于以心学解《易》，而朱升则极重图象之学，赵游则倾向于性命义理的阐释。这种分化打破了以“二胡”、陈栎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安理学家在《易》学研究上唯朱是宗的局面。     

陈抟的先天《易》学思想探析

华山高隐陈抟（872-989）早年儒服,壮岁慕道,晚年入道,唯一不变的是对《易》的爱好。陈抟的《易》学受《周易》经传、《易纬》的影响,除了有对儒学自身的发掘,更涵摄老学与佛学的思想与范畴,在象数领域进一步开拓了《易》学的视野。《先天太极图是陈抟创制的著名《易》图之一,是由先天八卦与《阴阳鱼太极图》组合而成的。由《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的存在,证实了陈抟确实有着先天八卦卦图思想,这也意谓着陈抟在先天八卦的发展上是关键的角色。《先天太极图》承袭《参同契》以乾坤为南北,离坎为东西,《参同契》以乾坤为人身之象,乾为首,坤为腹,坎离为水火之说,以喻身中之药物,因此,《先天太极图》是用来表示炼丹的过程。陈抟先天之学是作为丹道炼养学理之依据。     

《易》《庸》之学片论

儒门有《易》、《庸》之学,乃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的儒生们,在被坑、被黜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第一章),认真吸取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努力营建的儒家的形上学(Metaphysic)。其要旨体现在《易传》、《中庸》之中。一《易传》、《中庸》,是儒学发展的衍生阶段初期,与战国诸子并行而互相采获时所进发出的智慧之光。作者气度恢宏,目光远大,“溥博如天,渊泉如渊”(《中庸》第三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关于二程的《易》学思想及其他

《宋史·道学传》从周敦颐开始写起,然而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理学是始于程颢和程颐为代表的“洛学”。程颢(1032—1085)称明道先生,字伯淳。程颐(1033—1107)称伊川先生,字正叔,河南(今洛阳)人。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观点基本一致,故以“二程思想”相称。     

论司马光的政治法律思想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在政治上站在大官僚地主的立场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因循保守。但在法律思想上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诸如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严于责官和执法者必先明立法之本意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以刑去刑”的重型主义思想也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辩证地评价。     

论司马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在中国无神论发展史上,司马光一直被视为两宋最典型的主天命说的有神论者,而笔者的结论却是:司马光具有最丰富的无神论思想,是两宋杰出的无神论者。司马光以前,中国无神论思想基本沿四条线所展开,即:以荀子王充为代表从气一元论角度而展开;以桓谭范缜为代表从形神关系角度而展开;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从天人关系角度而展开;以吕才皮日休为代表从反世俗迷信角度而展开。而在司马光的无神论思想中,却是广泛继承了上述四条线所展现的合理内容,并使之有所拓宽发展。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论《南华真经》礼学思想

对于任何社会,礼都是不可或缺的。《南华真经》一方面反对世俗礼制,认为俗礼的出现标志着人际关系的疏远,是"相伪"的表现,会造成财富的浪费,甚至堕落为人们盗取名利的工具,促使人性变坏;另一方面,又提倡能够表达真情、带有理想化的"至礼"。然而当《南华真经》面对现实社会时,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兼顾了"俗礼"和"至礼"。     

范仲淹的《易》论

范仲淹对《易》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传说他“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现存《范文正公文集》卷五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成、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丰、旅、巽、兑等二十七卦。《文集》卷二十和《别集》卷二、卷三还有     

关于司马光《历年图》的几个问题

《资治通鉴》的正式编修,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然而早在此前,司马光已久蓄编修一部编年体通史之志,但由于内容浩博,工程巨大,“私家力薄,无由已成”,就先编写了一部简明编年体通史《历年图》(以下称“初编本”),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剪裁史料,加工整理,另成一书,仍以原名命之(以下称“删定本”)。前者早已散佚,后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

《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它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