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传播西学的积极影响与贡献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大师兼翻译家 ,他在传播西学新知识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严复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出发 ,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技著作 ,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影响启迪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一代后来者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革新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论严复的译名思想与翻译会通

翻译会通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对于西学术语的翻译，严复所采取的会通法成功地借鉴了古代佛学翻译的格义法，其译名的会通法与其翻译标准所强调的“达旨”也形成了有机统一。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期，这种译名策略有效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严复的译名策略也因过度依附本土传统文化而暴露出诸多的历史局限性。     

严复前期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近代中国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灾难,使当时的志士仁人进一步思考:中国将向何处去?西方富强、中国衰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了寻求救国保种的真理,他们走向世界,比较了中学与西学,得出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结论。在他们中间,贡献最大者当推“天演宗哲学家”严复。由于严复具有与同时代其他人相异的生活环境,尤其是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因而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较系统地比较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思想家。严复所谓的新学即西     

西学东渐中的西方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思想在西学东渐中传人中国。近代中国人所说的“西学”，包括“西方社会学”，但并不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社会学。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是中国人直接从西文翻译的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但章太炎通过日文间接翻译的介绍斯宾塞等人社会思潮的《社会学》比他早一个年头出版。严复的留学和译作都是西学东渐的表现和成绩。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人更是自觉地把“西方社会”与马克思社会学区别开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因为这两者代表了不同阶级，是不同思想体系，不可混同。     

论严复译著的主要特点及其翻译思想的历史渊源

<正> 严复不仅是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西学”的基础理论方面曾取得突出成就,被人们誊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从维新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的十几年间,严复把主要的精力用之于翻译西方有代表性的政法、经济、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向中国要求进步的人士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使得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获得了新的思想武器。     

严复与传统文化

严复以译介西学与力主西化著称,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代表之一.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同时代的师友吴汝纶、陈宝琛、梁启超等人对他就有更全面的认识.吴氏称当时独严复一人“能熔中西为一冶者.”陈称赞严复“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穷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①本文就严复对中学之失得的剖析及中西会通论作一探讨.     

《直报》与严复维新思想的传播

在鸦片战争之后,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大量涌现,它是西人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重要宣传方式,也是国人了解西学和宣传变革思想的重要舆论武器,严复最早与报纸发生的联系是在《直报》发表的系列具有维新思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严复就试图通过报纸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努力与康梁维新派对报纸的期待是相同的。     

论民国初年严复思想的转变

在中华民国缔造前后,严复的转变可以说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号称“近世西学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成了“孔教会”的领衔人,一位“１９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成了共和国体的的驿得。亚复生命最后１０年的思想转变到意味着什么？民初伊始,严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错误估计使他的心态充满了矛盾,同时,也导致他对中西文化的思想探讨发生了转向,即以批判西学的消极面向主导代替了大力倡导西学以启迪国民的思想。其总体特点是反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政治抑或学术：梁启超对严复之批评

梁启超和严复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期间,放弃政治生涯之际和严复去世以后。批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成一家之言”,一是言辞“太务渊雅”。总体评价可谓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恩怨以外,还与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不同有关。     

略论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

19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在学科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义范式具有世界性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儒学既非专业化,又缺乏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学范式有较大的差距.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政治儒学发生革命,现代政治学译著、论著日益精深,政治学专门人才日渐增多,严复、梁启超等在移植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政治价值观念.至新文化运动前夕,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已初步建立.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评析

在中国近现代,面临国家百疮千孔的现实,以严复、梁启超以及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寻求救国之道,曾兴起了一股国民性改造的思潮。     

以人为本思想对近代启蒙人学命题的理论超越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归之为人的自主独立,并以此为对照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摧残和压抑,发出了追求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又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人的解放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在进化论历史观和理性主义的逻辑下是无解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握人的发展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选择的关系,实现了近代人学命题的理论破解。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