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漫议

“新时期文学”的回顾和未来文学的展望,是难做的题目。“回顾”应该多少看出点儿门道来,“展望”应该经得起未来事实的考评。“理智”不要我写这种文章,因为对“新时期文学”说不上有研究,说话很可能不着边际,更怕被将来的实际打嘴巴。然而,有一种什么情绪使我提起笔来。这情绪的背后似乎也含一点儿“理智”,就是认为大家关于这题目的讨论,也许成为“文学”这个系统“自动控制”的一种因素,我说的即使错了,即使将来因此脸红,现在也可以使行家们在批评我的错误时思考一些问题,可以使将来的文艺思想家知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我的这种胡涂观念,而引为教训。第一,我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仍然与政治有很密切的关系,近十年来,仍然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历史。如果没有结束所谓“文革”,就产生不出“伤痕文学”,“伤痕”只能在身上和心里,不会有人(或极少有人)把它变成文学。“反思文学”呢,也是随着对所谓“文革”政治总结、随着政治上对“十七年”的反思而出现的。“开放”政策的酝酿、确定和实行,更是文学“开放”,广泛容纳世界文学新艺,发生“中国的现代主义文     

“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

“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 ,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 ,《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 ,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意义和现代性是通过新语言体系进行新的言说和表述而表现出来的     

再论《百合花》

一代名文《百合花》的独特风格并非如茅盾先生所评价的是“清新俊逸”,它更主要的还体现出作者茹志鹃“深沉悲悯”的精神风貌。同时,《百合花》也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颂歌”。它传达了人类感情美好的爱欲。在艺术上,《百合花》是一篇象征写意结构的小说,这不仅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独出一格,而且也与20世纪世界现代小说相类同。     

论后新时期小说叙述方法的变革

1991年11月，在墨西哥莫雷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小说研讨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小说家、评论家讨论了“小说的危机”。墨西哥作家埃尔南·拉腊教授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他说：“小说的技巧已经掘尽，主题已经写绝，等待小说家们的将只是前人留下的残羹剩饭。”①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家们显然也面临着这种危机。小说如何摆脱困境？一大批中青年小说家为此作了种种努力，其中大大地热闹过一回，卓有成效的探索就是进行了小说叙述方法的变革。我们先看看苏童发表在《收获》（1992年第6期）上的小说《园艺》。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叙述了一个故事…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书写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以沙漠中筑造的“童话之城”为起点，再现匈奴这一“消失”民族的时空场景，再现了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爆发出的最后一声雄浑呐喊。小说立体书写男性和女性，复活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从文学地理角度来看该小说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历史不仅是农耕民族书写的“我者”历史，也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长城内外皆是故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老五届”大学生人才价值探讨

新中国教育史中,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承认并引为骄傲的历史事实。这个时期攀登上教育“金字塔”最上层的,曾经是党和国家“望子成龙”的一代“宠儿”。他们进大学于文化革命前,毕业于文化革命中,人们称之曰“老五届”。因为他们曾经是文化革命的“先锋”,有过不少“英勇造反业绩”,还出现了曾经煊赫一时的几大“领袖”,这些,使他们作为“红卫兵小将”的历史形象,深印在人们那被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而创伤过的心中。又因为他们没有完成大学的全部学业,就难免有“等外”之嫌。他们自己也以“文化革命的处理品”来自我嘲解。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相当卓越的才能,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受到了欢迎和选用,但作为“老五届”这一代人的整体形     

“新状态”命名:一种“涂抹”的批评观

“新状态”命名：一种“涂抹”的批评观戴阿宝１．“新状态”命名的诱惑与困惑在时下流行的以“新”和“后”命名事物的热潮中，“新状态”又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新宠儿。我们在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对文学的演进进行了频繁的命名演练，从“伤痕文学”一直到“新写实”小说...     

伤痕书写的阎连科模式

通过对作家情节模式、人物设置、思想资源、身份特征、立场态度等方面的分析,确认其人其作透露出的强烈"暧昧"特质,而这种特质正是一些特立独行、不偏不倚的优秀作家共有的禀赋;这一特质融入在小说所处理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其实也就确立了阎连科的文学史位置,即对过去那个过于草率、未经充分发展及被中断的伤痕文学传统的深化和拓展,不但体现在对现代派技巧的征用,更克服了伤痕小说"脱历史"的短板,建立起有效的历史对话机制。但同时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这一思潮的前定,这是值得注意之处。     

她们：变动社会系统中的修辞能指--对新时期小说中部分女性形象的解读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新时期的部分小说作了寓言式的解读，认为女性在其中具有两大修辞功能一是女性作为批判极左思潮，进行“现代性”宣传的转喻而存在；二是作为“镜子”而存在，映照男性的成长，而男性成长正是国家复苏的象征。因而，这些女性并未以鲜活的形象参与新时期历史的生成过程，只是辅助寓言发挥功能的一种卑微的工具。     

宋代“说话”家数平议

中国小说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的飞跃。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具有鲜明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性质的“说话”艺术的兴盛，一种新型的小说———“话本小说”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使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它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正由于如此，宋代话本小说及与之相关的宋代说话伎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回顾百余年的通俗小说研究，可谓学人辈出，著述丰富，多有创…     

简论小说结构的基本原则

我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选择题材、开掘主题。表现角度上。还是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上都出现了新的艺术追求。其中,在艺术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传统的小说结构被突破,“开放性”结构小说愈来愈多地被作家们所重视。 开放性结构小说是与传统结构小说相对而言的。它在表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 以人物的心理意识的流动,或以抒写思想感情为基础去结构作品。传统小说往往注重“形”、“神”的直接描写,表现主题。通常以故事情节为基础组织结构,线索分明,情节统一完整。开放性结构小说比传统小说来得更…     

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

新时期文学以叙述苦难的方式开始新的历程。从“伤痕”到“反思”,再到“人性呼唤”,新时期文学在书写苦难中发现了“人”。这得益于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学与变革中的意识形态达成的默契。但不无夸张的“感伤姿态”、对苦难的传奇性美化等,又充分显示了文化环境对创作主体的强大制约力和创作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在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作家的创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种环境,同时又试图对此有所超越而确认自身的美学位置。     

跳蚤,进化的龙种!——关于新时期小说反抒情的对话

本文认为,新时期小说中的“反抒情”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抒情方式的现代抒情方式,其特点是在开掘人物感情堂奥、抒写作者情怀时,返过来对这些感情进行剖析和嘲弄,揭示其局限性,冲淡其浓郁度,造成读者与人物的感情间隔,把他们引向一种自持自觉的境界。它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智力解放与思想变革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迅速发展的特点和活力。它以王蒙的《海的梦》为发端,从“嘲抒情”到“开掘感情的回波”又到“树立读者的法官心理”,层层推进,不断丰富。     

知青小说: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与泛化

浪漫主义思潮在新时期之初一度回归,基本的创作队伍是情感型的知青小说家。但不久,这些作家纷纷转向,由他们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像一颗闪光的流星划过长空,留下了短暂的美丽。其特点一是回归自然,二是追求神秘,三是寻找精神家园,四是超越自我。知青浪漫小说的出现是以彻底否定极“左”路线、恢复人的尊严为前导的。它是新时期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潮在文学方面的反映,又成了新时期个人自由空间扩大的象征。它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遥相呼应,又加强了人道主义的内容,增加了历史和心理的沉重感,融入了化苦为乐的宗教感情。但它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既是回归,同时又是泛化,到80年代中期,这一思潮循着向内转的趋势汇入了现代主义的潮流。     

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创作形态与文学史价值

知青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复杂的创作姿态中蕴涵着知青们对历史和自我的复杂认知过程,其艺术个性也凝结着他们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印记.历史孕育了知青作家这一群体,并帮助他们促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反思潮流,提升了新时期文学的总体品质,但也赋予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精神局限,制约着他们的创作水准和艺术生命力.对于这一与历史和人生复杂交织的文学,需要给予更客观理性的考察和认识.     

人:在文化的掌心中

人：在文化的掌心中王妍新时期以来的文坛，被认为是一个既繁荣又仓促，既深沉又浮躁，既兴奋又盲目，既百花齐放又百草丛生的园地。２０年来，文坛上的风景，真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其花样之多，速度之快，荣枯之迅疾，让人迅雷不及掩耳。“伤痕”与“反思”相生，“...     

《曹刿论战》教学设计

《曹刿论战》是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一篇文言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本篇选文又题为“齐鲁长勺之战”。这一战争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不是记叙这次战役的过程，而是记录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它生动地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握时机，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必要条件。全文的关键是“远谋”一语，通过人物对话，曹刿的“远谋”和“肉食者鄙”都得到了鲜明的再现。     

断裂中的延续--"十七年小说"和"新时期小说"的关系

本文把“十七年小说”和“新时期小说”放在比较的视野下,通过对其回应政治、描写英雄、干预生活、呼唤人性四个共同特点的分析,揭示出这两个时段的文学在发生断裂的同时,存在着延续。     

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派

这篇评介法国当代著名小说作家克劳德·西蒙的文章发表于西德《法兰克福杂志》1979年第3期。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描写世界“本身”,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把“现在是怎样的”“翻译”成语言和文字。他常采取回忆的手法,在回忆中用一般现在时叙述,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佛兰德大道上》就是典型代表作,这部作品被称为是“现代记忆小说”。“新小说”派的作品,一般比较晦涩难懂,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都是以一位几乎毫无个性的人物,即所谓的“反中心人物”(Antihelden)为媒介,罗列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勾画出“人类的一般历史”,使读者看到人类毫无意义的生息明灭。西蒙还反对作家带有政治倾向,主张描写“自我”。现摘译如下。     

从“友邦”到“死敌”──三四十年代美国形象在中国的演变

从中国人的美国观这一视角来看，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末期，美国及美国人在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在这短短的大约１５年间，美国由中国人上下敬仰、有口皆碑的‘“友邦”渐而变之为万夫所指、妇孺耻言的“死敌”。特别是在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之交不到一年的工夫，由“顶好’到“滚出去”──以此为标志，美国在中国的“友邦”形象彻底化为乌有。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当有人呼吁“用一切力量把美帝国主义踢出去”的时候，此后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历史也就大致“定格”了。要想真正化解中美之间的疙疙瘩瘩，尚须时间的慢慢消化，亦有赖于方方面面持续、艰苦的努力。因为伤痕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