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策反高宗武

1940年1月，南京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宗武，偕同另一个也当了汉奸的蒋介石亲信陶希圣弃暗投明，脱离南京汪伪傀儡政权，一起回到陪都重庆。当时，高、陶两人还将弄到的“日汪密约”公布于世，给了日伪重重一击。在这一事件中，宋美龄用计策反高宗武回归重庆的内幕，如今已该“大白于天下”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城市管理体制与管理

日本在长期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我国一部分的城市进行了殖民统治和管理。这些统治和活动主要是通过汪精卫傀儡集团进行的。长期来中国学者对于汪伪政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等。在史料方面也出版了《汪伪政权资料选编》系列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的对     

高宗武和陶希圣叛汪原因探析

高宗武和陶希圣叛汪原因探析赵金康，张殿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代表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仓皇逃出重庆，脱离国民党政府，公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随后，汪精卫集团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以...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卖国求荣 沦为千古罪人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10多人,正式走上了卖国之路。此后,汪精卫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政府一手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响应日本侵略者的召唤,展开了一系列害国害民、出卖主权,卖国求荣的汉奸活动。1940年12月 30日,汪精卫又急急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日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自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母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并提出“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即使是傀儡,若与“民族主义不矛盾”,“傀儡就不但不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如此对日“新思维”

如果有人公开颂扬日本侵略行径,甚至称赞汉奸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指三国蜀将姜维降魏而图兴汉的故事),你也许以为这不过是诸如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中那个翻译官的台词。这倒也罢了。但是这种只为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而卖国求荣的汉奸还不具备这样“理论化”的水平,这倒需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强盗,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爱国主义壮歌。但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的汪精卫,却纠集一伙民族败类,不惜卖国求荣,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工具,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国投敌,公开匍匐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间岛问题”的始末

“间岛问题”是1907年7月30日《日俄密约》(世称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发生的事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日本外交文书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结合延边人民当时为此而进行的斗争情况,概述其始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很快发展成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强国。它在日俄战争中靠美英列强扶持,勉强战胜腐朽的沙俄后,一方面加紧推行吞并朝鲜的步伐,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排挤美帝,联合沙俄瓜分我东北的“大陆政策”。     

“以人废文”与“以文废人”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都在纪念英雄,缅怀死难者,以史为鉴,但也有些人却在倒行逆施,公然为汉奸文人张目。有的出版社“隆重推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枝花》,有的网站也不甘寂寞,纷纷连载胡兰成的文章,有的评论家则大捧大吹胡兰成。胡兰成乃何许人?大汉奸也!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胡兰成就充当其侍从秘书。后又高升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不仅汪精卫把他视为心腹“文胆”,常向他“殷殷垂询”;日本人也极赏识胡兰成,让他到湖北接…     

武汉政府时期“迎汪复职”运动论略

１９２６年,由国民党提出、中共赞同的“迎汪复职”的口号,是中共全面放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开始。“迎汪复职”运动过高地估计了汪精卫的作用,使汪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武汉政权。中共没有达到团结国民党左派,推动国共合作,深入进行国民革命的目的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汪精卫叛国投敌心理探究

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扮演过英姿风发、慷慨悲歌的民主主义革命斗士的汪精卫，何以最终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究竟是何种心理促使他一步步滑向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一、“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心理基础汪氏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由来已久，１９３２年１月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时，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①。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     

国民参政会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并发表媚日"艳电".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必然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截至目前,一些论著和相关论述认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通电声讨了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但事实上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们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并未予立即声讨.究竟是何原因?实有澄清之必要.     

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

抗战时期,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走上了叛国的道路.这个集团究竟怎样变为日本侵略军的鹰犬的?作为这个集团的头子,汪精卫又是如何堕落的?这个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集团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想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对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行.     

论汪精卫与吴佩孚对日寇诱降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吴佩孚与汪精卫二人在抗日战争中民族大节面前，走向了各自的反面。他们这种角色的反串，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另有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木文认为，关键的因素是汪、吴二人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的认识和立场截然相反。在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问题上，汪精卫是混乱的，在中日民族问题上，汪精卫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吴佩孚虽不是理论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他对于内外之别，华夷之辨却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把中日民族矛盾置于什么位置，汪、吴二人的回答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