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文化

在《玎玎珰珰盆儿鬼》这部戏里,包待制在自我介绍时的＂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道出了一位清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清官的心声。元杂剧包公戏所表现的清官文化主要是借塑造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反映出来的。包公这个清官形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元代成熟定型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元杂剧包公戏作家显露出的清官思想,这些都呈现阶段性特点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形象,是剧作家们清官思想的体现,是借古喻今,彰显社会现实的利器。其表现出的清官文化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值得我们重点探究。     

简论中国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外在表现既体现在司法活动的断案上,又体现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内在精神主要体现在其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上。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清官框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包公与清官

一说到清官,人们自然会想到包公,于是戏剧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威风凛凛的“包黑头”就会出现在眼前。这是因为,包公的故事、戏剧在人们中间流传太广和人们结下深厚感情的缘故。包公故事、戏剧的流传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出现于宋代,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包公的故事和戏剧也越来越发展了,在现存的《元曲选》一百种中,包公戏竞占了十种之多,明朝的《龙图公案》就有六十三个关于包公公案的故     

论司法正义及其在我国的实现途径

司法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司法正义的实现受到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的高度重视.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司法正义及其实现问题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探讨了司法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然后对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一般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了分析,最后根据司法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结合我国的现状,重点探讨了在我国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途径.     

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帝王家的家务事

杨家将的故事,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它是流传于民间的英雄传奇。杨家将戏与三国戏、水浒戏、包公戏一起构成了中国戏剧的四大板块。就拿京剧来说吧,传统老戏中有《佘赛花》《李陵碑》《清官册》《洪羊洞》《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等,新编历史戏中有《状元媒》《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

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对于清官信仰的民间意识、清官司法的理性认识能力、清官司法的权力界限以及清官司法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检讨     

也论"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兼与高鸿钧先生商榷

以先秦和秦朝法治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正义法治资源对中国现代法治具有建构意义.《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一文富有探讨意义,该文在继承法治之中土传统时,遗神取貌;移植法治之西方资源时,买椟还珠;选择法治之实践路径时,南辕北辙.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灵魂.     

现代警察怎样破案?——评《侦查信息化与取证规范化实例指导》

相信许多国人如我一样都曾经有一个"福尔摩斯梦",在梦中自己运用高超的断案技巧,料事如神,疑难大案尽在自己的运筹帷幄中水落石出,何等威武,何等荣耀!于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公案小说。自古至今,窦娥冤、胭脂、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涉案故事在大众中有广泛传播。至于《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公案小说更是脍炙人口。甚至于四大名著里面《三国演义》(夏侯惇被劫持作人质,韩浩救他,曹操说"不顾质")、《红楼梦》(葫芦僧判葫芦案)、《水浒传》(潘金莲婚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简论法官的追求与责任

追求正义是人类的普世性原则,是一切法律秩序的基础。司法权委由法官行使,实现司法正义应是法官根本的价值追求;理性裁判是法官实现司法正义的有效载体;发现法律是法官理陛裁判的科学路径;当司法正义实现不能之时,即为法官责任产生之日。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

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裁判的正义性。那么,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是什么？它既不是法官的可信赖性,也不是法律的权威性。形式正义的逻辑性和实质正义的可接受性有助于司法裁判的正义性,甚至是它的部分内容,但它们不是它的根据。从逻辑的视角来看,司法裁判正义性的根据在于裁判程序的正当性、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和法律论辩的超越主体性。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论法治框架下法官角色的社会期待

法官是通过适用法律解决案件和纠纷的国家官员,他们应该是公正的、廉洁的、有才能的和客观独立的。他们裁判案件的依据依照以往的标准只能是既有的法律规范或判例,审判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自身的逻辑周延性和规则体系的权威性。但现今,在面临多变和更趋复杂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生活形式时;在寻求一个深层的社会共识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在法律自治性渐渐瓦解、法律自身的一致性受到挑战的时候,法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才能有了更高要求,同时司法审判的合法性却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质疑,法治的意义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怀疑。法官与法治的这种密切关系以及当代法官该如何应对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辩论主义到协同主义

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真实,以达致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然而传统的辩论主义忽视了法官在发现案件事实方面的积极作刚,过于强调其权力的受制性,致使传统辩论主义难以达到发现真实的日的。而法治发达国家的民事诉讼一开始就强调法官在发现真实上的作川,注重阐明权的运用,并不断予以增强,同时,还从当事人角度强调真实义务,在法院和当事人两个方面配合发现案件真实,这就是协同主义。协同主义是对辩论主义的矫正,我国确立协同主义的诉讼观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