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清学者论太史公的叙事笔法

《史记》布世以后,研究者颇多,大抵以诠次史法,斟科音义,裨补疏遗,刊正得失等为发达;而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相应较迟。《史记》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是在唐代奠定基础的,到宋元以降,评论《史记》文学成就的文字才逐渐增多,延及明清两代,终于蔚为大观,取得了丰硕成果。明清学者研究《史记》的文学性,还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史记》与《战国策》人物描写的艺术技巧之比较研究

《史记》与《战国策》皆是鸿篇巨制的文学著作,在艺术技巧的使用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出色。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学大家们对这两部书的写人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文从二者的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人物刻画方面的技巧比较二者异同,深入研究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     

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读《史记艺术研究》后序

宋嗣廉同志所著《史记艺术研究》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统计历代关于《史记》的研究,从史学角的研究远过于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将司马迁看作伟大的文学家,将《史记》看作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近半世纪的事。从此文学史将司马迁列为专章叙述,也有不少著作、论文讨论《史记》的文学特点,     

论《史记》的小说艺术

<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成就.《史记》的史学价值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它的文学成就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并且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但是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是不够确切的.从文学角上来看《史记》中那些成功的,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应当属于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范畴.     

《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史记》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的艺术成就

《史记》在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本文探讨的是《史记》是如何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史记》为历史人物代言、拟言的特点、原则及其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从第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史记》问世起,传记体就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重要的位置。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部历史巨著,它在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奠基作用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马迁写《史记》毕竟旨在反映历史,而不是着意于文学创作。传记文学发展到唐代、特别是到了柳宗元手中,情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规范性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性质观符合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时代要求。它从学术上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对于文学的内在要求。把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是对文学经验事实的概括,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或者从现代知识学的视角来看,都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建构。     

论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     

五十年代中期探索文学的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探索文学可谓成绩斐然。在对其崛起的理论机缘和繁荣局面进行全面回顾的同时,从其对题材领域的拓展、生活本质的开掘以及对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肯定了其维持文学创作生态平衡的价值,以及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繁荣的启示意义。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

中国哲学史载述着中华民族特质的认识论.儒家的认识论思想主体地支持了中国哲学大系.儒家的认识思想着落在人的主体性的发见和培养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其哲学认识论的早期使命预设.后来的思想发展,其倾重点投注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与践行上.这就建立起了人文特性的认识论.这一民族哲学特色,与古希腊哲学以自然宇宙为认知对象、宗教哲学以上帝、神、佛为认知对象的特征相参较,形成了独特的品格."天人之辨"的理性精神、知识与道德并进的价值意识、心性与义理同臻的主体资质,是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     

"审美意识形态"与批判理论的学科化

国内人文学科理论建构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早期批判理论的学科化。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它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将“意识形态”概念抽离出来,将其与“审美”嫁接为一种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并以之为一个学科式定义的基本命题,由此而延伸出整个“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体系。这种学科理论的建构方式导致批判理论知识性质的改变,隐藏着一种一统化、同质化的本质主义的知识观。     

极度与可能：人性探险与小说温度

人,不是一团抽象的规则下的螺钉螺母,他是肉身,是灵性,是绕过千岩万壑的河流,是永生汹涌澎湃的海洋。人、人性的再生性原则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步骤。现代文学创作,依旧无法超越人性的迷障,但是,在对它的表现过程中,在人类必要的叙事限制与疆界和创作的自由与解放之间的博弈从来就未停止过,也正是在这过程中,作品与作家的品味、成就高低被凸显出来,人性的试探与小说的温度同时受到检验。     

明清叙事文学拟神话结构中的主体间性关系

明清时期的叙事文学经典中出现了摹拟神话叙事的拟神话写作.在这些拟神话结构中,通过“我”与“物”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的观照,融汇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天人合一的认识观、物我感应的自然观、仁爱合群的伦理观、物我不二的信仰观,从方法、情节、母题以及人物塑造上展示了伦理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学真实观的哲学背景考察

本文对八种文学思潮及流派的哲学背景进行考察 ,认为其文学真实观可归纳为四类 :本体论的文学真实观、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中的文学真实观、认识论的文学真实观和语言论的文学真实观     

文学性探究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文学性不仅已经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构成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对"文学性"尤其是跨学科的"文学性"探究,是文学理论既突破画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摆脱当下危机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