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文化传统之比较

古希腊和古罗马留给西方现代人最有价值的遗产是民主与法律的理念和实践的经验和制度、机制的模式与架构,而中国古人给现代中国人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人文精神、道德资源和生命智慧.其重大区别是中国的陈腐传统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谓国民劣根性之类,易于认识却难以克服,而其优秀文化传统却难以认识和不易理解;西方中世纪黑暗的禁欲主义和现代性的负面因素则易于认识而难以克服,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民主和法律等理念和制度虽然易于认识和理解,但在社会现实的操作层面却难以把握.本文梳理了中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并对其文化传统进行了纵横交错性地比较分析.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社会结构中的法治建设进路

通过对都市乡村进行调查,揭示了在都市乡村的社会场景中,乡土社会形成的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制度,经过不断地融通,最终提供了各种既非礼俗又非西方既有法律的制度,满足了社群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说明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乡土社会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与政府推进型知识的相互改造、融合,形成各种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求的法律制度。     

从晚清修律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转型的困境

1902年清政府下令修改法律,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法系解体,传统的法律文化开始转型。传统法律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法律理论储备不充分,引进法律制度与现实脱节,现代法律观念阙如的困境。研究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从伦理到法律的抉择——西方家长主义理念嬗变

家长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的流变经历了一个从伦理到法律的过程.希腊伦理家长主义思想虽然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但其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法律家长主叉思想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视角;近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存在软家长主义思想,并且还对其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现代的硬家长主义思想丰富了法律家长主义体系的具体框架,且已经颠覆了伦理性这一特征,使得过渡到当代法律家长主义理论.因此,当代法律家长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家长主义理念存在根本的区别.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欧美法律社会学的历史演进及不同特点

法律社会学是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西方法学理论,与传统的实证主义法学相比,法律社会学更加重视法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状态和效果.虽然欧美法律社会学有许多共同特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首先对欧美法律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勾勒,进而从哲学基础、法律传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了欧美法律社会学的不同特点,以期加深对西方法律社会学的认识.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之比较

社会文化基础、法律文化价值取向和外在形式等三个方面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文化有所不同的原因,文化思考的比较可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带来一定的启示。     

评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概念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伟大的、杰出的社会学家。法律社会学是他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与社会》 这部著作中 ,韦伯比较充分地阐述了他的法律社会学思想。而韦伯对法律概念的表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社会学思想。本文试就马克斯 .韦伯的法律概念作一评析。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严复法制思想刍议——以《法意》按语为核心

严复在1903至1909年间，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所著《法意》一书，并附有多条按语，集中体现了严复的法制思想。在批判传统法制弊端的同时，严复为近代中囱构建了一幅法制蓝图，启迪了国人的法律意识，推动了清末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使之成为经典理论。韦伯合法性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者如何统治,而不是统治者为何统治。权威与服从,是一种政治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合法性基础可分为三种：对传统的遵从、对超凡魅力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唯有法理型统治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极富开创性,但抽去了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内核,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     

康德哲学的历史背景 ——康德哲学三题之一

康德是西方近代哲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进行综合创新,最终建立起了对西方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批判哲学"体系.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既有其思辨方面的深刻性也充满了表述方面的晦涩,这也成为理解康德哲学的一种困局.本文试图从康德的身世、他的思想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语言特征方面来介绍和分析康德哲学的背景情况,以期对于理解此困局有所助益.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与法律文化研究的相关性

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视为一种法律文化研究或者将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方法同法律文化研究相关联,并非是当然的和无需证明的。通过梳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以及探究当下法律文化研究的问题和进路,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相关性：首先,二者都试图采取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法律并将社会学方法运用到法律研究中;其次,二者共同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亦即＂如何对法律观念进行客观探究＂这一问题。     

韦伯的法律可预计性思想

德语Berechenbarkeit一词有计算和预测的含义,今人译作可预计性。德语法律可预计性就包含了这个词,意思是依据法律可事先计算出某特定事态将招致的法律后果。这一观念兴起于19世纪的德国。马克斯·韦伯做出过深入地思考。他将理性法律的基本构成单位设为法命题(Rechts-satz),依据特定的法命题,可以计算出一定事态所招致的法律后果。在他看来,司法活动遵循法命题与法律的体系化,为法律可预计性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保证;而事物能被认知,又是法律可预计性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前提。这几项内容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有关法律可预计性的思想体系。把韦伯的这个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法律研究,可以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有阻碍法律可预计化的因素,而法家思想中则有推动法律可预计化的因素,由此推动当代研究的进步。     

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分析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两个视角：宗教伦理与制度安排

从“韦伯分析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方法 ;宗教伦理价值观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制度安排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等方面 ,概略地描述和分析了韦伯的思想 ,即韦伯探讨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 ?对韦伯探讨这一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基本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