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设条件和思维逻辑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声称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及经济运行,却用假设将真正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全部排除.它名为实证经济学,却采用了"规范"性质的数学推理方法.它的主要假设内含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和知识性错误:完全信息假设内涵错误,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需求和效用独立的假设将否定稀缺性和经济学存在的意义;完全竞争市场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的市场;技术、资本、劳动三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均被错误界定,并因此导致整个理论的扭曲.现代经济学建立的真正基础是数学的逻辑路径,假设条件和结论都只是固定数学逻辑机械的延伸.     

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本文揭示了汉代所开创的那个解释传统的完全错误的性质及其完全错误的逻辑发展 ,指出作为这个解释传统之理论基础的假借之学和考据之学本质上是一种逃亡之学 ,它不仅逃离了作为它的解释对象的先秦本文的内在思想逻辑 ,而且也逃离了先秦本文的语言文字本身 ,从而使之成为与本文完全无关的东西     

单个总体均值检验中两类错误的成因及计算方法

本文以单个均值的检验为例 ,认为α错误由检验中的实际推断原理引起 ,β错误由检验中的逻辑谬误引起 ;α错误出现的概率为显著性水平 ,即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β错误的计算方法是本文的重点。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是"的僭妄——答王路先生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这是从王路先生的"是"即传统逻辑的核心等观点必然得出的错误结论."是"既不是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又不是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而只是组成三段论的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把亚里士多德逻辑王国中一个如此卑微的"是",崇拜为传统逻辑的"核心",只不过见证了"是"的僭妄.     

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侧重于与西方逻辑相同之处的对墨家逻辑的求同研究,揭示墨家学说中有较为丰富的逻辑思想,但也出现了曲解墨家理论的失误。侧重于与西方逻辑不同之处的对墨家逻辑的求异研究,初步揭示出墨家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点及其成因,但也存在把墨家学说中的非逻辑理论当作逻辑研究的失误。在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深化墨家逻辑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两种错误的发生。     

逻辑与教学

逻辑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学科,依托的是逻辑这门科学。它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所以逻辑成为大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甚至被视为必修课。批判性思维不是学科,只是一个理念。依据批判性思维这个理念来改造逻辑教学是错误的,推行这门课程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理念至今也没有说清楚,而一个说不清楚的理念是无法形成学科的,更不可能成为科学。     

《法律论证原理》译文批评

《法律论证原理》存在许多翻译错误:作为全书翻译指南的索引词的翻译错得离谱;正文中的翻译失当导致许多外行话;索引和正文对同一术语的译法不一致;正文中对同一术语翻译的随意性导致不一致;正文若干词句出现错译。这些错误表明译者的逻辑基础特别是论证逻辑基础不厚实,翻译工作的协调性太差。     

期刊稿件常见错误例析

期刊稿件的编辑加工是出版工作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过程，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针对一些期刊稿件中常见的错误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编辑人员有所启示，从而在编辑工作中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一、期刊稿件常见错误类型根据笔者对期刊稿件审阅编辑过程中常见错误的粗略分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逻辑错误、标点错误、文字方面的错误、用语上的错误。     

“中文屋”论证过程与目的类比关系分析

目前学界对中文屋论证的反驳大致采用了四种思路:形而上学预设的错误,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错误,衍生结论的不合理性,否定其论证目的。我们从塞尔提出中文屋论证的目的出发,运用逻辑手段,挖掘中文屋论证过程和论证目的间的类比项及关系,然后依据塞尔提出的类比条件,分析这些类比关系的有效性。通过分析揭示,中文屋论证过程与论证目的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进而也就否定了中文屋论证目的达成所必须的三段论,从而导致通过中文屋论证过程是无法推导出塞尔要证明的目的的。这是中文屋论证与生俱来的逻辑缺陷。     

美国政府的逻辑——评美国攻打伊拉克

以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公开言行为分析依据 ,指出美国政府关于战争合理性的论证不正确 ,出现预期理由、推不出和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 ,进而指出美方实际遵循的是自以为是、强人所难的霸权主义的逻辑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环境法预防原则

风险社会中风险是人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包括环境风险,应对环境风险环境法应有所调整。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风险社会背景中该原则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困境,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进行重构、拓展。在思想理念上将预防原则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中,从治理污染向预防污染转变,从治理风险向预防风险转变;在表述上将预防为主原则向预防原则转变;在内容上增加以弱势形式规定的风险防范原则。     

西方启蒙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以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中心,对西方启蒙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内在理路作了梳理,并探讨了启蒙的偏差与纠偏问题.论文第一部分概述古希腊罗马启蒙思想的发展、成就与偏差;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偏差,指出基督教对希腊启蒙思想的纠偏作用;第三部分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但与传统宗教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部分探讨基督教与人文主义融通的可能性.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民事执行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事执行立法有三种模式：“审执分立”的单独立法模式、“审执合一”的混合立法模式和其他类型的混合立法模式。比较而言，三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但第一种模式代表了立法发展的趋势。为克服“执行难”、“执行乱”的难题，我国亟须制定一部单独的民事执行法典，而且，目前我们也有条件制定这样一部法典。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商是商业活动中的盈利主体,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自宋开始,坐贾的势力日益壮大,宋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发展历程中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变化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宋代商品经济繁盛的大环境下,坊市制度的崩溃、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在宋代市场扩张、市场结构日益复杂、商品流通总量剧增的市场环境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熟悉市场,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市场活动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流动性较小、信誉度较高等特点也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域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自有其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但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城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