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78—2003)

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生产效率演进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978—2003年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2)各地区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地区间差异基本保持不变。(3)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初始人力资本对生产效率有正面影响。(4)国有企业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和出口比重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低。相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生产不确定性较高,西部较低。(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下降。对生产效率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制造业要素再配置与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运用1992～2007年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实证考察了要素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浙江省制造业在考察期内并未出现明显的结构红利,反而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结构负利;尽管要素再配置有向机电、装备等制造业部门倾斜的趋势,但由于其资本密度较低且幅度不大,结构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引入Verdoorn效应的分析表明,浙江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规模效应并不显著。最后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率增长与要素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1985—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发现要素配置结构与部门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仅有产出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虽然在短期内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结构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无论资本投入还是劳动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在改革后,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与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偏离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表明中国存在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要素非效率配置的长期性和真实性。从长期看,中国生产要素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效应未来仍有较大的空间,也说明继续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扭曲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产业政策、资源再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政府颁布了众多产业政策进行资源再配置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受扶持产业的生产效率,这是一个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利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汽车产业生产率的变动及各子行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并进一步利用政策偏度测度产业政策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政府资源再配置角度对汽车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会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研发补贴却对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另外,由于政府对各个子行业的资源扶持力度不同,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旅游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旅游上市公司是旅游业发展的微观主体,其全要素生产率全面反映了该行业的实际经营效率和发展趋势。本文基于Malmquist指数探讨了20家中国旅游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4%,其中纯技术效率的增长显著,年均增幅为1.3%;时间跨度层面,中国旅游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波动性较大。此外,样本中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未能兼顾;2008-2009年度粗放型增长的特征显著。     

青海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评估

本文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计算出青海省1991-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并就青海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对青海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揭示了其对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率,其增长的经典度量方法有三种:索洛的余值法,指数法,生产函数法。索洛的测算结果一般被理解为"增长的剩余"———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剩余的产出增长率。乔根森等通过对连续时间模型的合理离散近似,用指数法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来度量TFP的增长。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超越对数和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文献回顾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金融发展理论及其跨国经验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同时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过程。已有中国经验研究文献表明,加快银行体系改革、推动金融发展应该成为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战略选择。     

信用:第七生产力要素

信用关系是社会化大生产中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信用,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交换市场,也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秩序。信用在完善和巩固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信用作为生产力要素却仍未得到广为认知和重视。本文通过描述生产力要素的正确内涵和历史演变,概括分析了组成生产力的六个重要要素,重点阐述了信用作为生产力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双刃剑作用,提出了现阶段信用作为生产力第七要素的观点。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中国农业资源变化的影响

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占用或消耗大量耕地资源、农业水资源和农业劳动力资源等农业资源,本文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对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条件下农业资源的变化进行了展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农业资源将变得更为短缺。现代化的农业建设一方面要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     

试论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三大主要作用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和国家在世纪之交全面审视国际国内形势以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政府在这一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充分肯定西部大开发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前提下,论文认为,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基础设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科技和教育等三个方面。     

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2-2017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绿色技术效率缺乏改善,绿色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征。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机械化水平则阻碍了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据此,为进一步推进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应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的跨国风险传染——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与沪深A、B股的证据

本文应用VAR—BEEK—MVGARCH方法研究了次债危机对我国沪市、深市A、B股指的国际风险传染。VAR实证结果表明,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可以通过香港、日本股指收益,来预测沪、深两市股指收益。多元GARCH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收益的波动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可以根据美国、日本、香港股市波动风险来预测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的进一步冲击。     

“美国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

本文在回顾关于中国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再检验。在方法上采用协整检验,得出五个变量变化的长期趋势;而在内容上展开了协整关系的深入分析:协整方程、Granger因果分析、脉冲反映函数、方差分解等。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冲击相当明显。     

文明转型:中国工业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空间再造论纲——城市文化经济与政策的现代议程

工业文化遗产是工业文明在实现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后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工业文明的记忆。中国是一个工业文化遗产大国,从都江堰到大冶铁矿和江南制造局,形成了完整的工业文化遗产体系。这些工业文化遗产,既是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见证,同时也是中国文明发展与转型的标志。其中有不少工业文化遗产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工业文化遗产的政策,将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同时成为中国工业文化遗产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已经取得了在这方面的成绩和经验,同时还存在着需要不断完善的问题。中国工业文化遗产作为文明转型的重要内容,正在和已经成为中国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形态。     

试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产业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及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相对过剩及重复建设现象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面对国际企业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更应得到关注。     

西部开发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西部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自身的素质偏低,还有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会削减我国的综合国力,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妨碍国家安全.因此,开发西部,发展西部,不仅是一项经济战略,而且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政治战略.     

分税制以后我国财权配置问题实证研究

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是不彻底的,财权配置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致使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责权利不对称。因此,需要调整财权配置,以保证事权和财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