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治国富民”的社会理想、“义利相兼”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协和万邦”的世界胸怀是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者,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软实力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清除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推动基层民主建设

政治文化往往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政治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有许多消极影响,尤其对基层组织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更为突出。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反思和清理封建传统政治文化,活跃对民主的研究与传播,培养参与型公民,增强政治透明度,消除群众对民主效能的疑虑,重塑现代政治文化,以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俞正梁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里，各大文明正在经历着沧桑之变，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东亚经济腾飞、社会治理、道德整合所起的作用，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决不限于东亚地区或经济领域。如果对...     

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

本文借助笔者亲自参与的对北方民间信仰进行的大量人类学调查的资料,展示了中国乡村自我组织的公益活动,从广为流行的社会资本概念入手,讨论了中国民间社会（文化）资源的价值、中国乡村的自治传统以及民间领袖作用等问题,认为在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治理的功能。进而思考如何使基层社会保有足够的自治空间,以延续文化的传统,从而在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回应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使一些乡民社会原有的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不因现代化而失去意义,反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并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体，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多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要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深入挖掘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更好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并且服务于时代的需求。     

简析传统乡贤的自治能力及现代新乡贤的培育

中国农村有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传统乡贤自治表现为:他们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能够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守护和传承地区文化。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接续传统乡贤文化,通过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再造和涵育乡贤群体,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等举措来建设和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广州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夯实基础"的鲜明导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强化互联互动为重点、以服务居民群众为根本、以加强自身建设为关键,积极探索超大城市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着力构建镇(街)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多元主体力量积极协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推动广州基层社会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确保基层党建全面加强、不断进步,基层治理有序推进、健康发展。     

网格化管理模式、成效及应用研究——基于西藏L市C区的实践

网格化管理是西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之一。西藏在借鉴北京东城区等内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L城区实际需要,形成了C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包括三级平台四级管理的基本架构,网格化管理的六大流程、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等。网格化管理在西藏基层社会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在西藏其它领域或地区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中的基层党建问题研究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这就要求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带动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基层党组织要承担起政治引领者、组织参与者和服务供给者的三重角色,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好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强化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三个新课题。     

辩证系统思维与社会治理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探究

唯物辩证的系统思维,以差异基础上的适合为前提,以系统科学规律为依据,并借鉴系统科学在适合基础上所揭示的相关规律,系统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的进步发展,系统地构建合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路径和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发展中国家,其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治理及其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站在辩证系统思维的高度,逐步走出传统社会管理意识的阴影,按照系统哲学与系统科学的原理及规律使社会管理和治理差异协同协调;就必须以现代辩证系统思维为前提,从全面、整体、系统的高度,在适合的前提下多层次多方位地把握社会不同的生活领域、组成部分、组织层次、社会分工,并形成系统化的社会治理意识与治理能力,据此实现整个社会管理和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从而展现出差异、适合、协同协调、全面、整体和系统化、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及其社会治理成果的现代化,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系统化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陇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正>陇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含丰富多样的民俗、艺术形式等。传承与发展陇右文化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时,陇右文化还具有经济价值和旅游资源潜力,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当地形象和知名度。因此,传承与发展陇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陇右文化展开探讨,并提出传承与发展陇右文化的具体路径。     

乡村振兴新动力:新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孕育于中国特殊的传统农业社会,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世代延续和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需要挖掘并传承创新乡贤文化,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因此,我们要通过营造"三治"相结合的新乡贤文化建设环境、构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体、搭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多样载体、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这四方面举措积极推进新乡贤文化的发展。     

论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与价值取向

任何权力文明,由于社会制度不同、阶级本质不同、民族历史和文化不同,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我国权力文明建设既要体现人类权力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又要考虑我国的制度属性。推进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在权力设置方面应充分地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在政党制度方面应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文化方面应汲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基本的取向应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民族性与普适性相结合、中央与基层相结合、执政党内部与外部改革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协调相结合。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论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五重向度

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包括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包括: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现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就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传统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关系而言,习近平认为我们既要借鉴国外文化的精华,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避免失去精神独立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都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也可以为其注入源源不绝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遗迹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及其教育探讨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演化的结晶,其对社会及人格理想的追求,对整体及和谐统一的强调,均与现代社会与人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相符,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突出生命力。本文立足现代视角,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解读,同时对其教育对策进行了探讨。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文化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