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裁量视角下的行政契约

对行政契约是否存在的回答,既要回应契约协商能否融入公权行政的质疑,又要解析契约手段与行政处理的博弈关系。而在梳理这两条脉络的过程中,行政裁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隘口:对于前者,行政裁量权的授予,为行政中的协商创造了空间,并使行政裁量下产生的行政关系成为划分"公""私"契约的标准;对于后者,行政裁量权的运作,为行政契约成为行政活动方式提供了可能,又使命令式管制外发展协商式行政成为必然。而在划清行政契约与民事契约、行政处理的界限后,对行政契约自身合法性的追问,更应依对行政裁量审查的方式进行,具体包括裁量逾越即行政契约限制相对人权利的界限划分、裁量怠惰即行政契约束缚行政主体权力的范围厘清、裁量滥用即行政契约背离立法目的的程度判断。     

论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

要使行政契约纠纷能够真正套入行政诉讼制度中运转并得到解决,必须着手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构、法院审查的原则、依据和方式等问题。本文特别关注行政诉讼结构的重塑问题,思考和探寻与解决行政契约纠纷相契合的行政诉讼机制、原理与规则。     

试论行政参与的基本原则

行政参与的基本原则是指与行政法的基本理念相联系的贯穿于公民参与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之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它既是行政参与主体的行为准则,又是人们对行政参与主体的行政行为和行为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行政参与的基本原则与宪政民主的精神和行政法的目的紧密相连。在中国行政法的改造中,需要塑造行政参与的基本原则,拓展行政参与这一基本原则的相关原则。行政参与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参与原则、自主参与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等子原则。     

土地征用中农民给付行政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因国家征收而失去土地,面临生存危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远非一次性发放有限征地补偿款所能解决的。从政府来讲,必须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并系统协调其与征地补偿制度的关系,确保行政损失补偿和给付行政两种制度协调发展。建立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应遵循生存考虑、发展、自立自强与补充等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作为指挥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农民和开发商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农民和开发商等个体利益,实现公益和私益的双赢。     

协力行政的兴起及其行为型态探析

协力行政可以说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给付行政以及计划行政相并列的新的行政类型.从行为角度来看,它是行政主体为谋求行政效益,作出借助私主体协力、配合达成既定行政目标的行政行为;从制度角度来看,它是现代行政国家为有效达成既定行政目标,通过吸纳私主体进入行政过程,双方相互协力、合作的手段、方式和途径的总称.     

行政合同的基本理念

行政合同是现代公法和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是国家行政机关运用私法合同手段进行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制度和合同行为。行政合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法律机制是:公共利益优位与合同相对人权益保障相统一。缔结和履行行政合同应当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行政目的实现与私人权利维护相统一的原则、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与契约自由相统一的原则和当事人在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与合同关系的平等性相统一的原则。     

给付行政与行政组织法的变革——立足于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观察

给付行政的发展,使得行政组织承担着多元化的行政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行政任务被不断交由私人承担,一些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很多行政任务也开始越来越依靠地方基层组织。由此,行政组织法的纵向职权以及横向职权如何配置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失范与治理途径

行政伦理是特殊领域的角色伦理,是以行政系统主体或以行政管理者为主体,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行政伦理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从其失范表现及如何构建等方面作一探讨。     

论生态行政与生态行政建设

“生态行政”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中心理念就是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活动与行政客体对象(包括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生态行政具有五个特点。生态行政的核心是使人们认识并坚信行政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对象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达成相互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加强生态行政建设,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转型期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由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公共行政的理念、规则乃至职能的履行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变革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在推动公共行政模式由管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意味着要转变行政理念、扩大行政主体以及变革管理方式。在为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变迁提供制度以及组织保障的同时,也要警惕行政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政府对应有职责的放弃等服务行政“异化”现象的发生。     

略论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合法性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决策主体的法治思维是保证决策正确、预防决策风险的必要条件。在行政决策中运用法治思维意味着决策主体要有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谦抑的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的决策习惯,具有服从法律裁断的理性精神以及承受决策责任的应有担当。     

关于行政越权的理论探究

由于学者们关于行政越权的研究所取角度比较混乱,加之近几年几乎无人再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由此使法学界对行政越权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从中国法律和法治实践出发,通过借鉴英、法、美等国的法治经验,行政越权应被界定为行政主体超越其行政职权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常表现为行政主体侵犯司法裁判权和越权行使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以及越权行使其他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对于行政越权,行政相对人可通过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求原行政主体、上级行政主体或人民法院撤销越权行政行为,其撤销是否溯及既往可视具体情况决定。     

违法行政不作为若干问题思考

行政不作为从性质上可分为合法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界定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应分清违法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关系,明确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试论日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的文化行政以"提升文化高度"和"扩大文化范围"为目标,坚持"不干涉内容"原则,历经文化行政空白期、中央政府文化行政起步期、地方自治体文化行政繁荣期、新的文化行政机制形成期和文化政策体系完善期的变迁。日本文化行政机制逐步向政府、民间企业、文艺团体职责共担、职能互补型转变,文化行政理念逐渐向重视文化与社会、经济、国民生活关系的综合性文化行政理念转变,文化行政的主导权逐步向地方自治体转移。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的深度剖析与重构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及其规制路径

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系统明显呈现出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过度制定行政规则导致行政规则过量，实施上过分倚重行政规则，优先选择通过行政规则推动改革或构筑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过度依赖颠倒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不利于良性行政法治生态的形成。突破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需：理念上，重塑法律优先原则的内涵，强调法律在制定实施上对行政规则的优先性；实体上，强调行政规则制定的比例原则约束、制定规范行政规则的专门立法、细化法律文本弱化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冲动；程序上，通过建立制定时机约束机制、引入正当程序、完善司法审查等避免行政规则制定的盲目与恣意；实施上，优化行政规则的适用规则，落实法律优先原则。     

行政指导的功能与效用评析

行政指导是现代国家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 ,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主体采用行政指导来调动行政相对人自愿协同政府管理的积极性 ,以弥补相关国会立法和委任立法的空白 ,降低行政成本。我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贯彻行政法治原则的进程中 ,需要进一步从功能角度认识行政指导行为 ,以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实施行政指导 ,促使其消极方面向积极方面转化 ,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     

社会工作行政实施过程中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探讨

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偏向于管理实践的一环,而今面临着许多问题。来自于操作的或是来自于理念的各种问题导致社会工作行政目标的实践总有偏差,本文将从实践主体及实践法则两方面探讨社会工作行政实施过程中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并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