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与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目前,中国城乡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凸显解决低收入农户快步增收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立足全球减贫实践中存在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尽管转移支付帮扶方案被普遍认为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受助群体福利,但国内外学者亦表达了对于此类福利政策负向劳动激励问题的担忧。本文对上述学术争论进行了解析,以中国脱贫攻坚延续至今的各类转移支付政策为案例,基于课题组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剖析了转移支付帮扶资金对于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现实作用,为“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提供了中国减贫转移支付政策的经验证据。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论文最后探讨了如何优化完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从而有效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电商技术、动态能力与小农户增收

电商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成为推动小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基于陕南地区实地调研数据,使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电商技术对小农户增收的影响,利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小农户电商技术采纳增收情况的异质性,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剖析电商技术采纳促进小农户收入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商技术采纳对小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呈波动变化;电商技术采纳能够有效缩小小农户收入的不平衡性,这种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电商技术通过提高小农户的动态能力促进其收入增加,通过提高知识获取能力、整合利用能力缩小小农户收入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对电商技术采纳的重视程度、提升小农户动态能力等举措来增加小农户收入、促进收入均衡等对策建议。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数字素养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基于中西部地区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贫困问题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引发新的关注。基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响应函数(RIF)回归方法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并具备明显的马太效应,高数字素养能够攫取更多数字红利,而低数字素养更容易陷入“数字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2)应用数字素养会显著加剧农户收入差距,而通用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情况也得以印证,现阶段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得以解决,数字“应用鸿沟”差距逐渐凸显。(3)数字素养能够缩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但会显著扩大工资性收入差距与非农经营性收入差距。脱贫地区受到数字素养的马太效应更强,农户收入差距明显加剧。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同时数字贫困问题加剧了农户收入差距。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不仅要注重农村低收入群体以及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培育,更要加快构建农村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