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激发了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诉讼机制的快速发展、综合性行政处置机制的形成、大调解机制的建构、信访制度的完善等.然而,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包括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有待提高、公法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压制、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异化等.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路还很漫长,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引领和对策支持.     

资管产品基本法视角下的商事信托法人化

信托法是资管产品的基本法，商事信托如何进入《民法典》取决于法律定位选择，其功能在于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与规范受托人信义义务，公平解决资管纠纷。目前，如将商事信托定位为权利客体，那么还存在着，财产权困境、物权障碍和契约局限性。为此，商事信托的法律定位有必要从权利客体转向权利主体。商事信托所具有的主体名称、独立财产、独立责任和内部机关的实践特征，与法人的理论框架相契合，存在着理论正当性。商事信托法人化有助于解决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塑造信托财产独立性，完善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后《民法典》时代”,《信托法》应当对商事信托在资管产品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法人化需求进行回应，以夯实资管产品的法律框架，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谈我国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多元主义从国外引入,在法律和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初步展现其作用力。同时也已经证明可以影响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进步思路。因此,进行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互动的初步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叙述,旨在挖掘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勾连与共融之处,定向地探索法律多元主义与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交融的益处。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审视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是在传统水权制度基础上移植西方水权法律的产物.多元法律理念是其优势所在,资源共享是其灵魂,水权协商是其运行的主要内容.民间机制、国家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运行系统.基层自治组织、水利专业组织相互协调,在预防水权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的迟滞,该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水权仲裁机制的缺失,流域申诉机制的缺位,水权实体法律的疏漏,水权行政审诉程序不明等.因此,在构建新时期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时,正确处理法律变迁和现实水权运行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民间水权习惯在解决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重视民间水利组织以及流域共同体在预防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     

调解型与裁判型程序差别之审视——以民事诉讼目的为分析视角

目前有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为了民事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建立和完善调解型程序、裁判型程序有着突出的地位,二者是社会纠纷解决最主要的两种程序,二者在成本、效益、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其间的各自优势,提出了在完善诉讼制度的同时着重加快调解型程序的制度改革的建议,其对于推进中国现阶段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在宪政框架下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是当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而农村土地纠纷则是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农村土地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机制时,不能仅限于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这个机制必须能够容纳和消解土地制度以外的东西。概括地讲,就是要在宪政的框架下,在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解决之现行机制剖析

现行法律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尚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实践中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人民调解、行政救济、权力机关救济及司法救济几种。实际上,这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均存有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并不能契合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均非有效、理性的针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机制。清醒剖析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之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急切诉求。     

国际商事仲裁中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护路径——以区域性仲裁中心的设立为视角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采用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处理纠纷的方式,但国际商事仲裁正在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商事仲裁的效率性等特征并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仲裁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对仲裁程序的有限干预更加恶化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地位。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倡导设立的区域性仲裁中心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权益,值得借鉴。     

国际商事仲裁中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护路径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采用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处理纠纷的方式,但国际商事仲裁正在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商事仲裁的效率性等特征并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仲裁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对仲裁程序的有限干预更加恶化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地位.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倡导设立的区域性仲裁中心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权益,值得借鉴.     

浅议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发展及中国的相关法律现状

侵权行为地法是国际私法解决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共同原则。随着国际交往关系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尤其是二战后,高新技术广泛用于生产和运输,涉外侵权行为日益错综复杂,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的适用规则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调整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原则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本文就一些新的、合理的法律适用原则作出了分析,并就中国的涉外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完善意见。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的理念与路径

产生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的原因有多种。对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必须秉承协商解决、高效解决、多手段解决、灵活性解决及政府积极主动解决等理念。构建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当务之急是完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及其配套措施,致力于构建一体化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兴起、瓶颈及路径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服务行为的民主活动之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为行风评议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历经十余年的实践,行风评议的功过得失需要总结和反思,行风评议的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的权重及官民互动有待进一步优化。从未来向度来看,必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成长,提升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必须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公民参与制度设计;必须建立评议回应机制,兑现评议承诺。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非诉讼纠纷和谐社会中的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并非一个没有任何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诉讼只是解决纠纷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在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成长起来,使得整体纠纷解决机制趋于更加合理与完善,有力的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对ADR的比较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论述了ADR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指出我国现行机制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     

民商事争议可仲裁性问题探究

仲裁作为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方式,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有效手段。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是仲裁法理论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仲裁管辖权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重大权利和经济利益。笔者试图结合我国《仲裁法》及解决涉外经济贸易争议的实践,提出这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均有意义的命题,以窥探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和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商事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论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政务公开机制的重构

凡存在行政权力的地方,就应有制约这种权力行使的机制,政务公开就是这样一种制约机制.当前中国的政务公开机制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不健全,这是因为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部门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政务信息的公开,其原因有许多,例如:公众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乏力,政府对行政效率和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政府对管理技术的落实不重视.要想重构政务公开机制,就应该加快政务公开的法制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制度,优先公开最需要解决的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