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清季川边新政与康区民族交融研究

赵尔丰以屯垦、通商、开矿、练兵、设官、兴学为"经边六事"在康区全面实施新政,现代文明风尚、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等开始植入康区,康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日益增强。随着汉人群体涌入康区,汉藏民众之间的互动日渐频繁,深化了康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区社会

解放初期,鉴于四川康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阶级对立明显但被民族问题所掩盖等特征,党对开辟康区工作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治理,使康区藏族社会在政治制度、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系统、民族关系等方面出现了社会初步转型,为此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邦达昌”反判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康区被称作“人区”考——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

在藏族卫藏、安多、康区三大传统区域中,康区被称作"人区"。对这一称呼的内涵及缘起,学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称康区为"人区"始见于《汉藏史集》,"人区"实为"黑头人区"的简称。文章对藏文文献中3种有关"黑头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和研究后认为,康区被称作"黑头人区"应与藏文文献中的"黑头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因为传说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区。康区被作为"黑头人区"的说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纪藏地三区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认同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试析20世纪上半叶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对"三岩"的影响

三岩是康区的一处特有地名.20世纪上半叶,康区发生"改土归流"和"西康建省"两起重大事件,对三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

根据边疆"接触区域"理念,运用相关资料,研究作为"文化中介入"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商人不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给康区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引进许多新观念,积极参与康区当地的政治活动以及有关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事务,使他们在康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英文学界对元明清时期的康区研究述评

受益于稀见历史文献的面世和研究思路的转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跨学科、跨国别的合作,对康区历史文化投入了极大热忱,使得"康区研究""康巴学"成为藏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热点。文章关注英文学界对元明清时期康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从中央政府的川边治理、地方社会的能动回应、"地方感"的宗教呈现、经济结构与商贸行为等4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希望探讨现存研究的理路贡献或范式缺失,以引起学界同仁反思,共同思考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尚待开拓之议题。     

康区余氏蒙古族初探

本文以<余氏历代家谱>为依据,结合有关史料,以"蒙藏关系"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余氏蒙古族的渊源、进入康区的原因以及在康区的事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证和描述,清晰地展示了一支入居藏区长达300余年,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却一直寂寞无闻的特殊蒙古族群体的历史脉络,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丰富了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

20世纪60至80年代,欧美人类学急剧变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本文缕析30年间各主要学派,起点是20世纪50代末的结构功能主义,文化与人格学派和新进化论.以揭示美国人类学面临危机的方式,推出20世纪60年代的三种研究取向.比较了美国象征人类学的两派,它们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结构主义在英法的流行.进而切入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个人类学派别,分析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展示其优点和不足.最后铺开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理论,对实践趋势的兴起,实践的定义及解释对象,实践与系统/文化的互动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总结.全文论证缜密,索引广泛,纵横稗阖,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     

The Terror(s) of our Time(s)

In the midst of an age of terror and counter-terror, this article seek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oment of terror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moments and epochs of terror throughout history. The paper asks: What do we mean by terror? How is it described, measured and experienced? Is the post-September 11 phenomenon something altogether new? Is the current terrorist threat unprecedented?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which makes terrorism and terrorists possible: the very idea of terror itself. The paper identifies and joins some of the dots between terrors past and terrors present, from the terror of tyranny and totalitarianism to the terror of contemporary fundamentalist terrorism. In doing so it sheds light on how terror is conceived both as a tool and as something that is experienced. The paper raises questions of how or if the experience of terror has shift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Ultimately, the paper seek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moment of terror and a better idea of what the future holds in store through a more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eriences of terror(s) throughout the ages.     

20世纪30年代两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

广东广西本属岭南文化区.近代以降,两地关系尤见密切,广东与桂省国民基础教育即为显例.在两者循环互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高校、民间组织和教育行政机构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广东在历史上不仅重视海外开放,而且也注意与内地合作.     

杜文秀历史疑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国史学界50余年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评述

我国史学界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已50余载,不同观点的学者发表论文、文章数十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讨论时间最长、最富争议的历史疑案之一.本文撮其扼要,分三个阶段评速学术界诸家看法,以及阐述谜底最终为杜文秀研究资深专家、云南省博物馆林茎研究员揭破.     

20世纪40年代青海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式农贷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尽管存在重重阻力,但国家银行机构——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先后在青海西宁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民银行通过青海地方当局及其下属机构,先后开展畜牧业、农业生产、农村集市贸易贷款业务,这不仅意味着首先向高利贷者提出挑战,使得青海农贷市场结构有所变化,旧式借贷系统所占市场份额有所下降；而且使得新式银行机构开始确立其在农贷市场上的地位.农贷业务不仅促使在青海建立起一套新的农贷制度,农贷银行也获得一定收益；而且促使农牧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思考——基于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的视角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为了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要建设强大政府,保持政治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发展.该理论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与稳定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必须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力能力建设,树立政治权威,建设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制衡政治参与需求、化解社会危机的强大政府.同时,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群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在更高水平上保持相对均衡、和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淡化

20世纪 90年代 ,马来西亚民族政治明显淡化 ,主要表现在 :政府的各项政策已跳出“马来人优先”、“马来人特权”的窠臼 ,代之以强调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包容 ;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民族意识 ,逐渐走向理性化。之所以如此 ,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消除了民族冲突的经济根源 ;二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失去了现实基础 ;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试论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

伊斯兰文化蕴含着极为深邃的和谐理念,这些和谐理念涉及宏观与微观、精神与物质各个领域,涵盖天、地、人各个层面.它以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为核心,以宗教与世俗的和谐为支点,以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经,以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的和谐为纬,以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为目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即使我们用21世纪的眼光来审视这些和谐理念,仍然觉得颇具普世价值.毋庸置疑,运用本体论的方法直接从伊斯兰的经典里挖掘和阐发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对促进中国的文化和谐、民族和谐,以及更好地"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社会状况浅析

黑人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如此,黑人却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一部美国黑人史就是一部美国黑人的抗争史。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黑人争得了公民权,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相反,他们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樊篱之下。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了“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的原则,使种族隔离具备了法律依据,各州遂在居住、交通、教育等方面对黑人实行公开隔离。黑人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     

月经人类学:聚焦女性被遮蔽的生活方式

妇女月经的相关知识、处理方式以及看待正常与否的标准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弗雷泽开始,不同派别的人类学家都曾关注过月经禁忌的跨文化研究,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月经污染问题的争论中。随着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不断深入,月经禁忌的普世性问题受到了质疑。为了抗衡精神分析学派固有的偏见,人类学家的月经研究范式及其理论建构都明显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