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食品类别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态的分类方法研究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是主观感知,其感知结果会与客观风险产生偏差,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因此,针对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主观状态进行分析,提出了三种感知状态,并运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类别的食品消费者风险感知状态进行了解,然后运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神经网络分类器,其分类准率极高。这表明,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利用该分类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态进行分类,以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风险规避行为分析

以风险认知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对风险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消费者普遍存在一种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的情绪,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较为活跃,且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比风险认知本身更能预测消费者的风险规避行为。     

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网购食品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的信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网购食品安全问题普遍较为关注,但对网购食品的食品安全状况缺乏信心;消费者网购食品的频率、网购食品的花费、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态度、消费者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是影响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因素.由此建议通过健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建立网购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等提升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     

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消费者乳制品消费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损害或增进消费者信任的因素,通过食品安全规制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得出食品的品牌,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布等为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企业方面因素,电视媒体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影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提出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对策.     

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与进展

决定食品安全行为的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观认知而不是风险本身。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主要由消费者对风险的熟悉程度、对风险的恐惧感和风险暴露程度等因素决定。社会和心理因素扭曲了,更多时候放大了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一般可从六个维度来解释,即身体损失、性能损失、金钱损失、时间损失、社会损失和心理损失。风险认知超过一定水平,消费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武汉市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民问卷调查,将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操作化为3个方面的内容,考察当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社会地位分层的3个经典指标对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家庭年收入与职业类别对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显著正效应,而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不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的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由此建议从宏观层面加强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从微观层面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意识。     

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

杭州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总体上偏离了实际风险水平,消费者忽视各类食品的安全风险,夸大各类食品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还表现出了显著的矛盾性,在蔬菜农药残留问题上,安全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价出现了正相关的情况。影响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是“失去控制”,次要因素为“严重后果”和“政府失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     

添加剂滥用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公众恐慌行为研究

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担忧。其中,添加剂风险已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中比较突出的风险之一。文章基于江苏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南部(苏南)、中部(苏中)、和北部(苏北)三个地区657名消费者的实际调研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影响公众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及其恐慌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偏差形成原因探析——基于信息供求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实践验证

大量食品安全负面信息导致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真实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通过把食品安全信息特征纳入媒体和消费者的决策函数,基于信息供求理论的分析表明,造成风险感知偏差的原因包括理性无知和负面信息过量需求.受限于个体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获取成本以及媒体立场定位与个人立场不一致等因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主动表现为理性无知.基于信息的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规避分析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需求量大于对正面信息的需求.传统纸质媒体和现代社交媒体进行的实践验证表明,基于不同的立场定位,各类媒体的食品安全信息供给存在很大差异,社交媒体的出现放大了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存在.     

浙江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需求实证研究

对浙江蔬菜市场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需求的实证研究识别出了12种能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信息源。最有效的是中性信息源,其中卫生、质监部分和消费者协会是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的最佳途径。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源也很重要,其效果超过中性信息源中的媒体,厂商主导信息源的效果最差。大城市和乡镇居民的信息需求比较接近,而县城居民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敏感程度总体上低于前两者。除了家庭住址外,不同人口统计特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息需求差别不大。     

食品安全中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均衡及对策分析

基于当前食品安全现状,通过对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演化机制的分析,建立了消费者和食品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消费者参与监督会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解决的结论,并借助模型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均衡策略.当食品企业生产合格产品时,消费者会选择不举报;而当食品企业生产劣质产品时,会有小比例的消费者选择举报和监督.最初这个比例是很小的,随着消费者长时间的学习,最终选择“监督”的消费者会占较大比例.当消费者监督时,企业会逐步向生产优质产品的策略转化.     

消费者识别安全生鲜农产品的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扬州“荧光蘑菇”事件为例

分析消费者识别安全生鲜农产品影响因素,对规避、防范农产品食品安全风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针对2009年11月初发生在扬州部分农贸市场的"荧光蘑菇"事件,对扬州市695名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消费者识别安全生鲜农产品的能力提高主要受消费者学习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主观态度和外部信息环境状况两个因素的影响。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

采用武汉市消费者抽样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现状,并利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上持中立态度,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涉及生物科技职业、对GMF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食品标签关注度以及对GMF信任度等因素都对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监管满意度与支付意愿

通过对上海等地消费者的调查,测度了其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状况的感知、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任度与满意度,并通过支付意愿了解其对食品安全的诉求强度。研究认为,消费者对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对监管的满意度与信任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认为目前监管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监管者压力不足导致的执行乏力。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具有显著的诉求,诉求的强度与食品安全感知和政策信任度有关。     

城市消费者食品安全评价影响因素调查

对郑州市区205名消费者进行调查获得数据,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男性消费者、年龄大的消费者、家中没有12岁以下小孩的消费者、对政府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满意度高的消费者和对食品安全事件关注度低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评价较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食品供应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呈现出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等特点,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着眼于整个食品供给链的监管。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恰恰割断了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文章主要从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出发,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思考,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本质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应由传统的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安全信息交流与管制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的信息传递机制。由于可追溯体系能有效解决食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协调食品供应链成员间利益与风险,进而从整个食品供给链来管理食品安全,实现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应该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重要载体。     

信息交流、认证知识与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

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的实地调查,研究了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等安全食品的信任评价,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特征、认证知识和信息交流对消费者信任影响显著,且信任对购买意愿的积极影响得以验证,但食品安全意识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消费者认证知识,可有效提升消费者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