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之支配性刍议

罗马法、近代的法德两国民法典均未承认人格权。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人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以及人的伦理价值出现由内向外扩张的倾向等因素,人格权制度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从权利的概念、民事权利的分类、人格权双重属性的角度看,支配性为人格权属性之一。人格权主要是一种防御权,以生命权为例,现在越来越显示出积极权利的属性,这同样体现了生命权的支配性。权利人对人格利益的支配应受到正当限制,但这不能完全否定人格权的支配性。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关于生命权位阶的确定性

生命权位阶反映生命权与其他权利在效力上的高低、功能上的强弱以及价值上的轻重关系。生命权位阶在非整体的不确定性和整体的确定性之间呈现出多维样式,很难有一个普适性的标准,为捍卫生命权的整体确定性,不能想当然凭借生命权推定出其他权利,否则生命权优先性将会被质疑和滥用。在区分生命权和生命权保护的基础上,在中国生命权诉求尚不具备整体确定性的情势下,生命权从消极防御体系走向积极保护的策略是大势所趋。在生命权利体系中,应当避免诸多权利话语产生的负性因素,从权利积极保护等迷雾中走出,转向确立生命交往互惠社会责任。     

当代性伦理的挑战--"第四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2004年5月21日到25日,由湖北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湖北宜昌成功举行。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及香港地区的8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当代性伦理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有力地回应了人类社会在性观念与性行为上的道德分歧与伦理冲突。关于性伦理的基本理论,大家认为性权利是每个人都拥有并享用着属于自己的最基本的人格权;自由、自主、平等和责任既是性权利,也是伦理的应有之义,因此对国民正当性权利的保护是政府和立法机构不能推卸…     

对生命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悖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悖论,既有常态社会的普遍性,也有风险社会的特殊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权利歧视主要包括生命权歧视、人格尊严权歧视、隐私权歧视、表达权歧视、医疗公共物品资源分配歧视,从而进一步产生歧视性悖论。“歧视者被歧视”是权利歧视悖论的实质与核心。权利歧视悖论是对权利歧视的理性反省与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权利歧视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升的阻力和障碍。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强化生命伦理教育,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加快信息流动体系建设,加强契约关系体系建设,完善应急治理体系建设,是克服权利歧视的基本举措。     

论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是具有“一般条款”性质的“框架性权利”。法律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充人格权的立法漏洞。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基础是人格伦理主义和绝对权法定主义之排除,其权利主体仅限于具有“伦理意义”的自然人,而法人不是伦理意义上的人,不具有伦理人的尊严,因而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开放性的权利,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对于一般人格权的内容的确定,属于一项补充法律漏洞的作业。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是无法也不应该事先确定的。     

论生命权的价值整合和规范建构

关怀、维护、扩大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应当通过宪法确认并保护。但宪法规定的生命权一般条款,在法律生活里,要靠“具体的做法”才能维护人的生命权利。当肯定宪法生命权保护的主观价值,在于生命权自由价值;但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内,无法发挥宪法生命权自由价值的客观功能,不具有请求权的宪法生命权不可能通过司法扩张社会权利,更不能直接从生命权价值中推导出其他权利,否则模糊的权利不仅会引发道德危机,甚至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当前亟需整合生命权价值,并建构生命权规范体系。     

医学伦理的后现代反思

分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后现代思潮对医学及医学伦理学的影响。认为现代医学危机和医学伦理的困惑正是体现了传统现代性的不合法性 ;后现代思潮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思 ,是对现代性的解构与超越 ;医学伦理学发展到生命伦理学阶段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医学伦理学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     

关于动物权利的法学思考--兼论中国动物保护法的构建

"看家狗长期栓在铁链上"引发了作者的法学思考.文中阐述了动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动物事实上享有权利(至少是伦理上的权利),动物至少享有不受虐待权、群体生命权等权利,权利冲突应得到综合平衡的双赢解决,违法犯罪救济应更具科学性和积极性.中国应顺应自然规律和国际潮流,出台全面的动物保护法,促进动物的法律保护,填补动物保护法律真空.     

论高校生命伦理教育的困境及其超越

高校生命伦理教育是高校学生进行生命的文化的自我理解,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当下高校学生轻视生命的现象层出不穷,高校生命伦理教育遭遇文化冲突、高校道德共同体和学生道德异乡人的冲突、高校学生的幸福期望值与现实的落差、高校学生社会化障碍等困境。因此,要超越高教生命伦理教育困境,必要开展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教育,强化慎独意识,塑造高校伦理角色模范,最终通过文化自觉,建构生命与文化的伦理和谐生态,使高校学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更好地活着,活出精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     

论人格权请求权的性质、行使及立法价值

人格权请求权是基于人格权产生的,以回复人格权的圆满支配状态为目的的独立请求权,不是人格权效力的直接体现。人格权请求权行使的内容包括权利行使的一般条件和方式。人格权请求权制度的立法价值体现在弘扬民法精神、健全民法权利体系、完善人格权立法体例等方面。     

论应有权利是人格权的价值基础

人格权普遍确立的历史发展表明,近现代民法以制度形式规范的人格权,并不是立法者的一时冲动或心血来潮的结果,它是根植于反映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应有权利系统中,是人的价值尊严的外在化结果。应有权利是人格权制度的价值基础。     

期刊出版社的权利及其冲突——对著作权法第33条和第34条的反思

我国著作权法第33、34条对期刊出版社的权利确定为两项,其一为审稿权,其二为修改权。在实践中,这两项权利通常表现为期刊社的审稿权与作者发表权的冲突、期刊社修改权与作者许可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性权的冲突,以及期刊出版社声明的专有出版与作者法定的转载、摘编权之冲突。第33、34条在平衡这些冲突时有所偏颇或界限模糊,容易引起争议。     

重新考量权利的冲突与救济

纷繁的个人权利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权利和权利冲突这两个概念的不明确。从实践与理论的双向层面对于冲突的具体救济提供解决路径,并最终归结为:立法上可以对各权利平等看待的同时规定各权利行使的限度,司法中不追求每一个具体的原则去指导案件,用总体的大原则指导案件的审理。由司法者在案件中依据最大利益原则具体考量每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