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农户农业收入差异视角下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评估

近年来,随着财政农业农村支出持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对河南、宁夏、陕西3省1 434户农户实地调查表明,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效果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一结果与不同农户间农业收入差异有密切关系。通过采用有序Logit模型,基于1 434户微观农户数据,探析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关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需求是否满足、与邻村比较情况、农田水利设施灌溉的便利性及其维护管理情况是影响不同农业收入差异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关键因素。农户性别、子女是否上学、近五年供给变化情况、水利管理部门重视程度、灌溉用水价格对部分农业收入差异组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影响也较显著。从进一步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加强基层水利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监管机制和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调查数据

将合作供给成本公平合理的分摊给各参与农户,是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实现的关键。采用陕西省89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价值评估法和Cox比例风险分析法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成本分担意愿为小型水利设施总投资额的36.7%;农户水利认知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收益率影响次之;而风险偏好与成本分担意愿关系不大;农户的基本特征对成本分担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提出构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的收益远景、强化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建立完善的风险应激机制等建议。     

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基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比较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困境与对策———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基于对安徽省阜阳市部分区、县的实地调研结果,从引导农户参与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角度,对当地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的方式与特点展开了研究。从农户灌溉意识缺失、“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措施运行效果不佳以及水利设施产权改革难以推进等方面,分析了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及发展农民用水组织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和促进皖北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思路与途径。     

产权安排与农户投资意愿:三种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产权变动视角,利用陕西省泾惠渭灌区88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anemann模型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ogistic模型考察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混合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标底价为单独自变量的Hanemann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的平均投资意愿是131.22元,在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混合产权情景下,农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分别为129.42元、129.55元、132.76元;标底价格与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因节约监督成本和协商成本对村集体管理、用水协会管理和私人承包经营管理方式下农户的投资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私人承包的产权安排下,因农户更为明晰的产权引导,水利认知与农户的投资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用水协会管理的制度安排下,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受到农业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户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有经济实力为水利设施建设出资。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程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的调研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0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区)1196个样本农户的村域特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生产经营特征、用水协会模型与管理方式、政策认知特征以及参与管理意愿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了解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对小农水建设的同时,重视水源及支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管护主体的权责,完善管护体制;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认知水平;促进农田流转,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构建合理的水费计收制度。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困境,提高农户自主参与水利合作的积极性,从新的视角探究解决办法十分必要。从社会资本视角,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引入Logistic模型全面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的影响。指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可以划分为社会声望、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社会信任六个维度,每个维度对农户参与水利合作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有积极影响; 此外,农户合作意愿还受到文化程度、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旨在为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解决农村水利建设合作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综合评价

对河南、宁夏、陕西3个省(自治区)18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水平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得到所调查村庄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综合得分与排名;将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标准化后作为因变量,选用Tobit模型探析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总体得分低于平均水平,3个省（自治区）差异较大,只有宁夏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综合得分值为0.065;其次是陕西省,综合得分值为-0.01;河南省排名最后,综合得分值仅为-0.056。对影响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距县城距离、打工人数比、是否为示范基地、政府投资力度和农户收入差异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有显著影响。打工日工资水平、村庄经济状况差异、是否有小农水重点建设项目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选择偏好与支付意愿调查研究——山东省东部地区的证据

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民选择偏好及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对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对山东省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具体内容的认知、参与偏好及支付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村集体组织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农民支付意愿更倾向于农村公共设施、生活设施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关联性探索

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是选举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有莫大的关系,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其中,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中共党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对完善村庄选举参与制度、增强农民选举参与意识、提升农民选举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汉中市农民群体的实证研究

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出发,通过对陕西省汉中市下辖两县一区的农民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对社会保障服务中的养老、医疗和就业三项内容更为重视。在今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重点关注保障力度和保障资源配置的均衡化问题。农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评价呈中等偏上水平;从经济、土地和社会政治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家庭年纯收入、土地流转、社会秩序与公平以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等因素对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有效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吗?———来自江苏沭阳县30镇49村的初步证据

基于江苏省沭阳县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情况与其土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现阶段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民比没有参加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更高. Logistic计量检验显示,农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土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拐点分析进一步表明,若农民没有任何养老保险,人均年收入需要达到10万元才能突破土地流转意愿的质变点,对于现阶段普遍只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离质变点仍然有一定差距,而既参加新农保又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均年均收入仅需1600元以上就能达到较高的土地流转意愿水平.     

农户参加猪肉可追溯系统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北京市生猪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户参加猪肉可追溯系统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自愿参加猪肉可追溯系统的意愿总体较高;文化程度越高、养殖规模越大、生猪养殖纯收入占总纯收入比重越高、接受技术培训、对猪肉可追溯系统具体内容和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的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自愿参加猪肉可追溯系统的意愿也越高。     

农村养老参保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对榆中县6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子女个数、年人均收入以及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婚姻状况、如何看待子女赡养、农户类别、选择何种方式养老以及对"捆绑政策"的看法,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为此,制定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待遇、淡化家庭养老观念,加大宣传力度,就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推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