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反思

俄国文化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倡导从文化描写的元系统出发,将文化与非文化视为互为制约、相互补充的复调结构。文化符号学不仅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同时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助益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转喻的意向性解释——心智哲学视域下

认知语言学的“涉身性”特征决定了转喻研究必然已涉及主体的认知心理因素。但观察之下发现，无论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指称论”，还是基于认知语义学的“概念扩展”理论，都只是强调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对应，而较少考虑到认知主体的意识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理论出发，通过对转喻的本质性特征进行重新思考，提出了转喻意向性解释的三原则，并进而建构了一个转喻的意向性解释框架来对同一本体为何会产生不同喻体的问题加以说明。研究表明，转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是一种“解释”和“被解释”的关系，决定本体以何种语言形式（喻体）进行表达的是认知主体的意向性。     

符号学与当代圣经批评

符号学对当代圣经批评发生了显著影响。符号的情况千差万别,研究者乃从不同角度对其分类。符号学是系统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溯源于古希腊,历经长时期发展后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莫里斯将符号研究分为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它们均被用于当代圣经批评。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分析《犹滴传》,能得出一些新鲜结论。     

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韦勒克文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

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论是20世纪著名文论家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整个文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韦勒克依据现象学哲学和文论对意识对象的四种划分，将文学作品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意向性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具有“本体存在”和“经验存在”的双重性。一方面，作品具有主观性、多样性，必须通过意向性的心理经验才能得以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有客观性、统一性，不能等同于任何一次主观体验，而是一个先于主体经验的“符号结构”。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在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基础上,戴维·赫尔曼进一步思考有关意向性问题,强调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为了建构意向性理论,赫尔曼提出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维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方面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故事的世界化”;另一方面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世界的故事化”。此外,他还探讨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指出意向性存在于人类的会知结构中。赫尔曼对意向性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逻辑缜密,不仅充实了叙事理论的内涵,也为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从“新闻学”到“媒介学”：以符号学为基础的学科升华

新闻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仍然不完善。走向符号学,有助于新闻学研究摆脱困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新闻学,并不能使新闻学真正得到升华,因为符号学并没有为新闻学带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新闻学走向符号学的方式应该是在符号学的基础上,找到新闻学与符号学之间的本质关联。这个本质关联就是符号与媒介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学应该利用符号与媒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走向媒介学。媒介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以媒介的视角理解人类存在方式”,这也是媒介学能够为新闻学带来的独特的理论视角。     

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大数据条件下的符号学应用

大数据条件下符号学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从问题意识、符号智慧、符号逻辑、文脉分析四个方面,论述了基于互联网的“现实-符号世界”与“镜像符号世界”双重社会景观及其价值传播的问题,说明对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具有符号学的视野。只有在思维方式上完成从事实到符号的思维转换,养成符号学智慧,才能更好地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互动仪式链及其符号的情感能量问题、文脉分析、符号底层逻辑等前沿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玫瑰”意象及爱米丽的“自我实现”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里,福克纳创造了一个令人怜悯的美国南方淑女形象。从对“玫瑰”意象的理解出发。采用格雷马斯矩阵分析爱米丽的“自我实现”及其悲剧,并借用赵毅衡的“全否定”性符号学矩阵来分析爱米丽和南方传统之间的“占有”和“抛弃”、“非占有”和“非抛弃”以及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的多层否定使爱米丽的“自我实现”显得更加悲壮,值得献上一朵玫瑰花。     

含蓄意指符号学与后经典叙事研究

后经典叙事学有三个基本研究向度：叙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叙事走向了读者的阐释;叙事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叙事转向与罗兰·巴特符号学体系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元语言符号学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转变反映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含蓄意指符号学为理解后经典叙事学的三个向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种符号学和叙事转向的共同父亲则是索绪尔的语言学。     

洛特曼符号学的途径与方法

苏俄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开创的“结构-符号学”既指结构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的两个方面,又指结构研究与符号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一面具有科学属性,一面富有人文内涵,生动演绎了人文科学化的途径与方法。洛特曼符号学彰显的复调性以及人文科学化的努力,使其既保存了现代性的提问方式,又合理借鉴后现代的方法手段,既抽取现代性的理性力量,又皈依后现代的多元立场。洛特曼符号学双向借鉴带来了兼容互动、和谐共生的格局气象,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罗兰·巴特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发展和“颠覆”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早期阶段,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追随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在早期作品中予以运用。在他的符号学历程中期阶段,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进行了细化,对个体言语展开研究,对组合和聚合进行深入探讨。在后期作品中,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其中尤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线性理论引入注目。     

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信号、符号与认识

本文认为信号标志认识主客体之间的直接反映关系,而符号是人类特有的信息中介物,它能传达关于对象的直接与间接的信息从而达到本质的反映。认识符号化之后才能区别映象与对象,使精神活动相对独立。符号不同于信号,但二者间却存在生成、转化关系。符号是在人类社会交往中从信号凝聚化、简化、虚化而来的。生产实践形成的人类社会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是符号的真实基础。     

论审美符号

本文从否定主义理论出发,从人类特有的批判与创造相统一的"本体性否定"活动出发,对符号与美的符号的区别,艺术符号与美的符号的区别,美的符号与自然符号的区别,以及审美符号的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本文认为卡西尔没有清晰阐明符号与美的符号的区别,苏珊@朗格没有清晰阐明艺术符号与美的符号的区别,是造成美学符号学、文艺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常常被混淆的原因.     

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

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罗兰·巴特的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剖析了文化符号与语境在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向度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两个向度上,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在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文化符号处于和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会存在不同的意义呈现,很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折射"现象,此时应遵照目标语境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规则序化叙事结构和类比化象征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文化符号与语境的有效互动,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建构。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马可·卡拉乔洛对戴维·赫尔曼意向性理论的发展

戴维·赫尔曼对叙事中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探讨,他一反过去叙事学研究中的反意向主义立场,认为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同时,意向系统也根植于故事讲述实践中,体现了赫尔曼在叙事学研究中明显的意向主义倾向。马可·卡拉乔洛对赫尔曼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与补充,首先肯定其有关意向性问题的探讨,为理解作者与读者间的叙事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在赫尔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叙事中意向性与体验性的关系,并对叙事阐释问题发表独到的见解。毋庸置疑的是,卡拉乔洛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赫尔曼的意向性理论。通过这一场赫尔曼与卡拉乔洛隔空的学术“对话”,叙事学中诸如意向性、体验性、叙事理解、叙事阐释、叙事交流等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关作者与读者问题的研究也得到较大的拓展。     

教育叙事的“深度描写”

教育叙事可以理解为描述(主要是“描写”)教育故事,这种“描述”、“描写”形态使教育叙事与教育论文拉开了距离。教育论文的基本形式是用“论证”方式“讲道理”,教育叙事的基本形式是用“描写”的方式“讲故事”。教育叙事是否成功,取决于讲故事的人是否保持了描写的“深度”。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保持教育叙事的“深度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