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制度-接点-生活:乡村公共性再造的实践逻辑

乡村公共性再造是重塑乡村共同体的关键。文章以X村为研究案例,构建“制度-接点-生活”的分析框架,探讨其公共性再造的实践方式、过程和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性再造在制度、生活和接点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公共资源、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再造的方式,经历植入阶段、自主阶段、整合阶段,实现公共性可持续生产。在乡村公共性再造过程中,通过供需匹配机制、规则互补机制、价值统合机制,实现制度逻辑、生活逻辑、接点逻辑的耦合。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民族地区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及路径选择——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乡村变迁的特殊性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中把握二者的互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探讨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三种互动逻辑:一是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的方向并成为其核心内涵,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特别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二是生态文明界定乡村振兴的底线并提供动力支撑,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组织动力和文化动力)特别是农牧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公共政策的规制性功能;三是从生态、生产、生活三个维度分析二者的内在互嵌机理,需要依托乡村振兴的内外聚合动力实现协同治理,通过对人与自然、市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向新型农牧村社区演进的可持续目标。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反思性引领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以及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目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客观存在的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系统二者的张力实际上凸显着反思性引领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是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一种机制性反思,它强调以程序建构及其实践来对党组织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引领行为进行自主性的反思,并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反思中同步塑造新的引领行为。深入分析得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蕴含两种基本逻辑：一是基于子系统关联性运作的结构逻辑,其以程序构建来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对话结构,从而以规范性条件、规则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来建构一种关联性运作的系统整合结构,包含“多层的逻辑关系结构”“制度空间内契合的制度复合体”“规范化反思的程序实践”三个层面;二是基于组织理性假定来持续修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行动图式的过程逻辑,具有“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评价贡献”三个维度。反映群众和再组织正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的内在机理。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迁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变迁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蕴含着成本、收益及风险等相关的经济行为,是基层治理各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以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为视角,从制度需求、供给及路径依赖出发,探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发展演变,以期在中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环境治理的两个维度

本文认为 ,环境问题的治理 ,既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又要有民间新型道德观念的支持 ;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外在的、强制的“正式规则”(相当于法律手段 ) ,同时也需要内在的、自觉的“非正式规则”(相当于道德手段 ) ;只有把有关环境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遏制我国环境退化的严重趋势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建构及增能路径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面对新时代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数字化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既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选择,又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以数字政策保障的权力、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产业秩序治理的协调、数据要素共享的利益,为数字化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起点;以施能过程中的促力、外力、内力、活力为“四驱”动力,勾勒出数字化精准施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成功模式;以“成本—收益”矩阵和价值增值的效能检验为测能数字化赋能精准程度的衡量依据,得出“四驱”动力接续互补作用下才能实现增能效益最大化。据此,为更快、更好地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精准增能路径,以形成强大合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借鉴。     

内涵、价值、进路:简论制度公正及其可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制度的首要德性在于公正性,公正的制度能有效规约人们的交往行为,激励人们以合理方式获取利益,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制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和保障,其实践意义在于构建各方面均衡的利益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实现制度公正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追求;要构建法治社会,增强人们的社会认同感;要促进阶层流动,构建公平正义、充满创造活力的和谐社会。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研究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是推动乡村振兴,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但创建中还存在创建不平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特色亮点不够突出、激励措施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示范县创建的原则、内容、激励措施,多方面、多层次推进农村精神文明示范县创建。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情感培育的执行风险和运作理路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蕴含的情感培育因素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但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深入,情感培育面临治理价值脱嵌、治理体制失范、治理主体力绌等困境,产生了情感泛化、异化、弱化等执行风险,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治理效能难以达到应然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规则体系,不仅具有制度规范的刚性,还具有积极的情感能量,能够形成为民执政、正向渲染、高效动员的社会治理效能。治理主体应当从情感驾驭、情感建设、情感运用三个维度着力,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治理效能的发挥。     

资源赋能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嵌入乡村场域并赋能乡村振兴的必然产物,各类村级组织理应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由权威弱化、功能异化、地位虚化带来的村级组织能力缺失严重掣肘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资源对村级组织数字治理实践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其中国家资源以支持性赋能方式形塑村级组织政治统合能力,市场资源以发展性赋能方式强化村级组织持续创新能力,乡村资源以自主性赋能方式聚合村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因此,要吸纳政策、精英、制度等国家资源来增进村级组织数字治理能力,引入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资源来对村级组织进行有效数字化赋能,整合利益、文化、价值等乡村资源来激发村级组织内源性数字能力,共同生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动力。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

乡贤文化的地域性、 崇善性、 亲缘性和政治性特质并未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奠定了其在当代乡村振兴中的伦理道德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充分挖掘地方乡贤文化资源、 赋予乡贤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创新乡贤文化宣传载体、 大力培育新乡贤群体以及完善新乡贤参与机制等途径来传承和创新乡贤文化,进而发挥其在重构乡村文明秩序和凝聚乡村振兴力量中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