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正>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如果算上全部人口,扣除教科书因素,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1本。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犹太人年人均读书64本,北欧人24本,美国人17本,韩国人11本,法国人和日本人都是8本多。与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相比,中国人读书率较低的现状令人堪忧。中国人不爱读书,     

透过字面之后的读书方法

常听人以“好读书 ,不求甚解”这句话标榜自己的潇洒读书心态。其实若以此作为自己专以浏览书籍为消遣人生余暇的雅兴 ,却也无可指责。但若以此为求知识、做研究时的读书习惯 ,则万万不可。因为知识和学问决非于优游潇洒的人生惬意中轻松可得 ,它们是非经艰苦劳动无以获得的精神财富。这正如任何物质财富不付出艰苦劳动不可能获得乃同一道理。人们常喻书家笔法有力为“力透纸背” ,人们为求知治学而读书时 ,亦应力求透过字面之后 ,即深入索解字词概念所含容的底中内蕴 ,鞭辟入里 ,详悉切入 ,而不是止于字面浏览辄止。这可举古代制度中最为人…     

从社区居民读书状况看社区图书馆的建设模式

南昌居民读书特点为：家庭藏书不能满足居民的读书需求；读书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属于“要用才读书”；在读书方面投入的时间和资金不大。因此，社区图书馆在社区将有着极大的功能发挥空间。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采用依靠政府支持、创办图书银行、挖掘物业潜力、共享学校与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等多元化模式进行建设。     

同治进士韩瞻斗及其家藏图书略考

韩瞻斗先生乃清代同治十年进士,虽非显宦,然读书明理,处处以孔孟之道自律,尤以名节为重。曾于多家书院讲学,并抄藏、整理大量古代先贤书籍留之后世。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新安县韩氏家族后人把这批书籍捐赠并公之于世。我们基于对这批所捐古籍图书版本的整理与分析,认为所捐藏书多为古籍善本,有的已成为孤本或珍本。其中抄本和韩氏家族所著孤本图书是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的图书版本。本文还论及了韩瞻斗先生的家世、人品与学识。     

《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由《读书杂志》发起,并主要以《读书杂志》为平台展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本文关注的是《读书杂志》及其编辑者王礼锡和胡秋原为代表的《读书杂志》群体,在此基础上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其与《读书杂志》之间的关系。     

《庖丁解牛》寓意之我见

古代文化经典包含着先贤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至今还能给我们很多启发，阅读这些经典时，既要充分理解先贤的思想，也要立足现实、自主思考。结合以下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阐述你的观点。     

读书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就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论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以《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中,以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突破旧例、创设新制为学术精进之路,考证谨慎、不下妄语为学术立说之范。这些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其家学渊源、个人的学术自觉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正是秉承上述学术取向,张金吾在目录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书目文献资料,还创新体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这些学术成就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浅谈"礼"影响下的薄来厚往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薄来厚往是独树一帜的对外交往方式。探究薄来厚往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而儒家的礼的传统影响尤深。薄来厚往的根本原因是重礼轻利的思想、礼教统治重视舆论以及中国人的面子感扩大了薄来厚往的范围、对礼仪的重视表现在薄来厚往中,对礼仪的要求十分苛刻、古代中国的文化虽然在东亚有很大影响,但礼教统治并未在中国之外推广,薄来厚往也只局限在中国与诸中小国家之间。     

师造化——读李景的山水画

正天地之神妙,造化之壮观,历来被山水画家以浓墨重彩描绘。作为秉承传统的当代画家李景,对古代山水画论、画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学习与研究。他的作品远师董源、巨然、王蒙等先贤诸家,近崇黄宾虹、黄秋园、李可染等近现代大师。多年来,他潜心水墨,酌古斟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近年多次赴太行山、陇西、桂林、     

齊风鲁韵——青岛古家具收藏选萃

古代山东地域辽阔,山河壮美,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灿烂的齐鲁文明.古代先贤,老子"无为"的道家思想,孔子"尊礼"的儒家思想.深深的体现在历代山东传统工艺美术的创造之中. 以"道" "儒"思想为精神内涵的"鲁作家俱"与山东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大气.其用料粗壮,体积硕大,强调结构的表现力,形成了"形制上高古淳朴,工艺上严谨扎实"的美学特色.其特有的厚重皮壳更增加了"鲁作家俱"的独特魅力.     

广州市委党校举办“新型城市化与广州发展”专题读书交流会

2012年4月19日，作为2012年广州市“书香羊城”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一的“新型城市化与广州发展”专题读书交流会在广州市委党校举行。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永半、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葡志效、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伟玉、广州市社科院副书记刘汀华、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陈治桃等领导及党校教员、学员近200人出席了读书交流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人道精神与受刑人婚姻权利保护

(一)受刑人婚姻权的明确化:人道精神在受刑人改造过程中的客观渗透人道精神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儒家讲"仁",倡导"以人为本",以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的,将"情、礼、法"融会贯通,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仁"学思想体系.反观西方世界,古希腊先贤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的提出,同样引发了许多哲人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人道精神是确立受刑人人权理念的精神基础,对受刑人实行人道主义,是监狱制度设立的价值起点.受刑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并没有被社会抛弃,人道精神终极关怀的光环同样应该笼罩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应在服刑期间充分享有本不应被剥夺的权利.     

"能够重新读书真是太好了"——走进本溪玉树班

眼看就要入冬了,本溪市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张欣每看见一个学生都要悄悄探探他们衣服的薄厚, "穿这么少,要赶紧加衣服."学生们多不好意思,不过也都坦诚相告,有的是觉着不冷不用穿,有的是没钱添置.张欣心下思量,不想穿倒好解决,没钱买衣服的可得抓紧想想办法.     

读书也是一种幸福

读报得知:我国有50％的人几乎从不读书,有经常读书习惯的人不足5％:有的人读书仅仅是为了应付各类考试,考过之后书本就被束之高阁。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受社会上人们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心理影响所致。难怪有人用“人欲横流”来形容当今社会。长此以往。会影响国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这和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魏晋人物审美中的"身体"境遇

汉代人物品鉴,身体尚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魏晋时期,人的身体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在玄学形神观的影响下,"身"成为可以超越和舍弃的有限性存在,因此在竹林文人的身体践行中,他们以"无身"超越了"有身".在竹林士文人这一身体观的影响下,身体在魏晋的人物品藻中又逐渐消失,被虚化为明月清风等自然意象.这一美学变迁,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其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古代的人物画中.     

传承历史“廉”基因 汇聚治河“能”力量——从潘季驯、栗毓美的廉能行知讲述水利廉洁故事□王乃岳

<正>“廉能”意为清廉能干或者清廉能干的人。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5000年的文明史,举国推进的治水兴邦、修堤赈灾贯穿其中,政绩显赫、清廉贤能的治水先贤不断涌现,持续推动着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也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廉洁思想。古代治水重在治河,一定程度上讲,“一部治黄史就是一部治国史”,几千年黄河治理历程产生了大量彪炳史册的能臣廉吏,潘季驯、栗毓美便是其中翘楚。他们的治河方略是中华优秀治水文化的宝贵资源,他们的廉能行知与新时代水利精神一脉相承,对新时期水利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