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巴蜀文化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著名的巴蜀企业家卢作孚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认为巴蜀文化的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卢作孚的人生选择和创业实践，而卢作孚通过创办一系列具有影响的近代经济、社会事业，张扬了巴蜀文化特有的文化精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传统巴蜀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为巴蜀文化开拓了从传统到近现代化转型的区域文化新境界。     

辛弃疾政论文之历史传承及创新

辛弃疾的政论,论者向来注重其思想性,但《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字中实际上体现出颇为深厚的学术以及文学传统。本文试就辛氏与南宋事功学派的史论及政论风格之关系,其政论中所继承的先秦以来的比兴传统,以及北宋苏氏散文所形成的议论特征对辛文之影响等诸方面考察辛氏政论的独到之处。     

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

中国文学的地域意识,至宋加强.两宋文学家族地域分布,总体趋向南多于北的态势,其分布随地域文化呈现一定差异,江西和福建文学家族的崛起最令世人瞩目.两宋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成员的性情品格、知识结构乃至创作表达,都有各不相同的影响.文学家族成员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也起到促进和弘扬的作用.探讨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宋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文化渊源

四川作家群反叛、张扬、追求自由、注重个性的共有特点,正是地处西僻、远离正统文化、道德理性负轻的巴蜀自由、反叛的文化传统使然。巴蜀文化精神不仅从方方面面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塑造,也对四川现代乡土小说文本施加着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是小说文本内容的母性渊源,也对小说文本形式和表现手法影响至巨,如“龙门阵”风习与小说的故事性叙事,方志意识与小说的地域指认等,皆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西 大开发—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是指巴蜀地区即主要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境内,自古至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巴蜀地区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尤其要大力加强巴蜀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代实际的结合,并且有必要通过开展学术评论进一步提高巴蜀文化研究的水平.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论湖湘诗媛的文化品格——以毛国姬《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为核心

湖湘诗媛在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浸润中,培育以家族、姻亲、地缘为核心的女性诗学文化圈,不仅承传了深厚的屈骚传统,而且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异乎寻常的坚贞之德与卓越的性别识见,呈现独具地域特征的文化品格,成为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眉山、乐山两地召开

2013年7月25-28日,由四川省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承办的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眉山、乐山两地举行。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全国各地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及苏学爱好者,此次研讨会还吸引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校和台湾东华大学、东吴大学等学者共襄盛会,充分展示了三苏研究的活力和三苏文化的影响力。此次研讨会以“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研究”为主题,进行广泛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开发“三苏”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资源,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弘扬苏轼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爱民爱物思想,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次研讨会共收到90篇论文,涉及“三苏”文化精神与地方文化建设;“三苏”文化传承创新的现代价值意义;苏轼成才与地域文化环境关系;苏轼生平、思想、创作、影响;“三苏”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和文化思想比较;“三苏”在北宋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再认识等诸多方面。会议期间,召开了四川省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会,就苏轼文化名片打造、人事安排、会刊质量提升进行了商讨。与会专家学者还分别参观了眉山三苏祠和沙湾郭沫若故居。     

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兼谈对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

在巴金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出生地"与"作品"简单对接的思维模式潜藏其中.完整考察"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过程,可以发现巴金文学创作的巴蜀文化特征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巴金文学创作"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的特征对"地域性"构成消解,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征."反地域文化"特征成就了一种独特形态的文学,也成就了巴金.巴金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值得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认真反思.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略论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

六朝时代南方的独特地域文化风尚、学术思想氛围，无疑是形成南朝文学“清统”风格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陈寅格先生所云：“盖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①而南朝的文化风尚、学术思想又以佛学（般若学与涅梁学）为其核心。本文拟就当时佛学从般若学向涅梁学转轨的角度，来分析南朝文学从山水到美人的变奏现象，以便对山水诗与它体诗相继兴盛的问题，作一点新的解说。一、“即色——游立”的艺术结构从历史与地域眼光…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巴蜀家风家训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巴蜀家风家训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和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巴蜀家风家训重视家庭教育,以经、史、百家之说传家;把孝悌忠义作为修身立德的标准;重视家族内部和睦邻里关系的培养,把睦族亲邻、行善乡里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巴蜀家风家训中包含的这些优秀精神文化不仅能为树立现代公民美德、培养新时代优秀家风提供丰厚滋养,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     

“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国骂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把对方母亲作为咒骂对象,认为母亲应对子女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语言上对女性施加性暴力,反映出国人对待性的态度;深受家族观、血统观、贞洁观影响的使用者对咒骂效果充满自信.在特定的语境下,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成为“另类国骂”.     

弘扬三苏文化 建设中国诗书城

眉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眉山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国诗书城是中国唯一的以三苏文化为底蕴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型城市.中国诗书城的目标定位是以三苏文化为城市品牌,以创建中国园林城市、中国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数字化城市为载体,经过几年的努力,把眉山建设成经济实力强、适合人类旅游、休闲、度假和居住的具有三苏文化品位的生态园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