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视角理解福柯的话语观——兼论福柯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福柯将权力引入话语,讨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其中知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知识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话语和权力之间发挥着作用,知识是权力产生的源泉,知识体系与真理体系的可理解性被归结为话语规则.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其解构主体理论使研究者意识到在话语分析中主体性问题、社会身份问题和个性问题的重要.     

福柯与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转向

福柯的思想始终以知识—权力为主线,以知识为核心.福柯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颇具社会学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与知识社会学中其他语言学转向进路相比,福柯的话语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拒斥一切内在性,着眼于知识的外部空间.福柯式话语分析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并且创新了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话语既有外在性又有内在性,福柯片面强调话语的外在性并把外在性和权力联系起来,忽视了话语中的情境性和行动者的能动性.     

论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

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有共同之处：反对历史统一性、连续性,关注断裂与偶然;解构普遍真理神话,关注认识中的偏执与阴暗。不同之处在于：其考古学是一种尽力摆脱社会制度影响的话语分析,而其谱系学则着重权力分析。     

国际关系领域批评话语分析之语言学和哲学基础

国际关系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深受语言学和哲学研究的启发.索绪尔揭示了语言意义之生成;福柯阐明话语以知识的形式建构权力;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使用,使用要遵循规则;奥斯汀从话语行为、施事行为和施效行为三个层面来看待话语的作用.受此影响,国际关系领域批评话语分析关注外交话语的意义生成及其中蕴含的主观建构,所十循的社会规则以及对新规则、民众认知和权力的建构.     

论巴特勒性别操演论的生成逻辑与伦理转向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特勒围绕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性别理论,其性别理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女性和性别研究,而且正在影响整个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巴特勒的性别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操演",通过对性别身份进行操演,巴特勒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理论,建构了福柯式权力谱系学的性别理论,表现出了对话语能动性的高度关注.与马克思由主体能动性走向实践理论不同,在这一系列的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巴特勒始终考察的是一个在话语中生成的、不确定的性别.而这个性别所呈现出来的脆弱特质恰好迫使其构建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在对生命政治学的进一步反思过程中,转向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伦理学.     

从知识考古学到谱系学——试论福柯方法论转向

福柯的思想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一个由知识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他思想上的重大变革。整体上看,五月风暴的政治冲击、福柯本人的权力意志、知识考古学方法的先天缺陷构成了福柯方法论转型的原因,而谱系学方法论的提出,在考古学原有的话语分析基础上扩充出了权力与肉体的维度,使得福柯发现了权力—知识—肉体三者之间的共谋关系。     

从启蒙、权力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

福柯对法理-政治权力论、权力压抑论、权力-知识对立说等传统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福柯的权力话语具有非本源性和生产性、外在性和空间性、不连续和多样性等特色。福柯对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进行了解构,他的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特征。福柯关于规训技术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等论述蕴含了丰富的反思性、原创性教育思想,福柯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红色叙事中革命话语的权力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红色叙事文本自觉运用革命话语建构民族—国家的神话,在讲述民族—国家寓言过程中,凸现了革命话语的权力内涵。本文从红色叙事文本中革命话语主体的合法性地位,革命话语实施环境的仪式性氛围以及革命受众的屈从性质三方面揭示革命话语潜在的权力机制,进而敞明处于权力话语中的个体的真实生存处境。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论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观

总体性观念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焦点。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础上的宏大叙事,是对一切差异性的压制,必须对它进行否定。福柯认为总体性观念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构造,它象征着现代知识的权力本质。德里达认为总体性观念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必须运用＂延异＂、＂撒播＂、＂踪印＂、＂增替＂的策略对它进行解构。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女性主义的透视:经验世界与文本世界分离的历史

在福柯看来,任何历史都是一种话语建构起来的文本,这种建构与权利机制的运行直接相连。用福柯的模式去看待文本世界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性别的不平等形式使男性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强者地位,使男性理所当然地成为话语和权力的拥有者,从而整个书写史成为男性的书写史。福柯的分析模式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更灵活、更具透视感的分析方式,去分析作用于特殊利益群体的妇女的权力模式,并探讨妇女抵抗这种权力的可能性出路。     

统治与服从:走向政权系统的末梢——福柯权力谱系学的边缘性“关切”

权力的成因与消长是传统哲学的主题之一,也是后现代热切的话语.或许这也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区分的艰难之一.不同于传统权力理论和权威政治哲学掩饰权力运作的媚态,福柯从权力的边际末端出发,揭示了权力的非中心化转移、非依附性流动、多样化建构、制度化植入等谱系性特征,成为权力批判路线的新航向.然而,福柯对权力控诉的虚张不仅与权力家族的成长史大相径庭,而且也没有描绘出后现代权力扩张的真正意图,只不过表明了其挽救"伟大国家"衰亡的矢志不渝.     

问题史的转捩：福柯的后现代身体理论研究

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他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于是福柯要解构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福柯提出这是一种伦理-审美的生存方式,即要摆脱现代性的全面的控制,人应该追求自由。而福柯获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将焦点放在对心灵的控制,而是更关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这是问题史的一次转捩。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福柯与戈夫曼：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

米歇尔·福柯与欧文·戈夫曼几乎生活于同一年代,他们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探讨自我、权力和身体,剖析与解构西方的精神病学,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截然二分。福柯与戈夫曼分别论述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全控机构,这两者都是理想类型。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主要通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戈夫曼则通过情境互动论探讨互动秩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福柯善于宏观历史分析,但未给个体留下多少空间,而戈夫曼聚焦于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弥补了结构-历史性视角的缺憾。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风险社会多元话语的权力结构与问题分析

多元共识源发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现代社会理论传统及价值观的批判和解构。而致力于在晚期现代性中发掘反思内涵的学者,则描述了一种多元话语权力构建的背景。随着这种背景中如全球化、科学进步等动力因素程度不断加深,作为传统话语权力主体的制度性话语场景明显衰落。由于话语构建形式革命以及自媒体时代到来,使微观层次的话语建构呈现一种多元权力重构的现象。然而,社会多元话语权力结构的成功形成,也带来了诸如话语多元任意性、话语民主无规则以及无限制的匿名性等多种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