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逐渐深入人心。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只有立足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视域，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时代内涵、人性根基、价值旨趣，进而充分彰显其文明价值与世界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历史处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内涵；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根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论城市命运共同体哲学意蕴的三重向度

城市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命题,二者同根同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探讨,启发了城市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文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生产、人与社会三组关系模型,勾勒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自然、生产和社会三重向度。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明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延续关系的同时,昭示着城市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趋势,启发了城市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出场方式的可能性。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及中国应对之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亦是美国学术界观察和评析中国外交关注的核心概念。美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著述,认为该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其提出与中国实力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诉求,其实践包括开展周边外交、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安全共同体三种理论视角来解读该理念,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利用二轨和非官方机制来深化与美国的沟通,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学者的误解和偏见,探寻中美合作新路径。     

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根植于马克思的类哲学,传承弘扬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利用开放的文化市场,坚持开放的文化精神,促进平等广泛的交流,拓展宽广的交易交流平台,全球有识之士对重大全球问题进行联合攻关,打造人类命运共识体,也是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题中之义。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

2019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这一理念对内可以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发展,对外则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大发展。由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时间尚短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知和行动的探讨与筹划刚刚开始,尚未形成体系。因此本文尝试说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个知行合一的体系,是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的并举合一,这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体性,在行动上应相互促进,在目标上追求高标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要防止知行“两张皮”。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性的哲学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应对世界问题的理论构想。理论构想只有具备现实基础,才能不断掌握群众,转化为现实。本文从哲学三大元理论存在论、意识论和价值论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人类水平上的"类存在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结果正逐步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方法符合思维变革趋势。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共同价值理念,坚持尊重融合共同建构的价值实现方式。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人类在同一个全球生态环境下生存,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会影响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如难民问题、毒品走私、恐怖主义问题、传染性疾病等;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更深刻地显示在经济的全球化上。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前的一些国际经济动态提醒,理论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实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有距离的。现实中,存在着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的诸多因素,如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因此,要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仍然任重而道远。     

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实践探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大会。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六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指出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基本方略和主要目标。在中国各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的开放发展以及在国际事物中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更加明确人才培养思路,需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要求为出发点,完善、促进教育水平国际化。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回应,也是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回应。论文进而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阶段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最后初步设想了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论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依据不同范围的复杂性,采取不同的秩序目标和合作形式,不急于追求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制度化,而是着眼于建设具有高水平互信和相互认同的国家间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的中国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过去十年来逐步弘扬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中国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的一百八十年,更是华夏文明四千多年来历史实践的一种结果。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的世界”和“中国与世界”两种中国的世界观,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历经千年之变后出现的第三种中国世界观“中国在世界”的必然产物,含指中国对世界的反哺、反思、责任与使命。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国际法治演进与中国机遇

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生使传统的抽象主权概念发展衍生出行使实在性权力的管辖权，陆上主权向海方向的延伸催生了国家管辖海域的出现。国家海上管辖权早期主要呈现出海上主权的特性，在其制度化后主要服务于国家海上主权和主权权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在海洋领域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相关活动仍要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基础之上，通过推动符合全人类共同体利益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导向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促进基于国际法的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学致思理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代表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起的伟大倡议。它是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作为理论思考的起点,主张以人民为主体,依靠人的力量来共同构建包容和谐的未来大同世界,把人民的美好生活以及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诉求。这一伟大理念从人出发、依靠人、为了人的逻辑演绎,彰显出深刻的人学致思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奉行的崭新价值理念。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保护

境外直接投资保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科学制定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制度至关重要。近年来南亚地区的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失利反映出投资保护实践成效不够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在于当前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制度的内生结构性短板的本源性。从宪法中确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知,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活动的内核是“投资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资企业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一种以“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为核心的宪法结构模式并从中解构中资企业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保护义务,,通过法治化定位来处理国家与中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为境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设计提供有效的合宪性指引与评价,积极建构“立法+行政+司法”协同合作的以制度性保障为基础,贯穿事前—预防、事中—排除、事后—救济全过程的投资保护体系,回应中资企业南亚投资保护的诉求,夯实境外直接投资法治保护的基石,妥善化解旧全球化的掣肘,寻求后疫情时代及国际投资格局与秩序巨变中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