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村规民约及其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调查与思考

村规民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农村基层的贯彻落实。它具有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特点,一部好的村规民约可以有效地调整干群关系,调动村民参与到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来。通过对黑龙江省四个县(市)的调查表明:从上至下,对村规民约的良好作用具有统一认识,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的修订和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但是,也存在着认识上偏差、制定程序尚不规范、内容过时、"以罚代法"和对妇女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应以村委会换届选举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村规民约的修订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村民主动参与到修订工作中来;严格规范修订程序,使村规民约的内容既符合法律法规,又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同时,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融入其中。     

当前农村乡规民约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乡规民约是一种内生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规范,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中,它又被赋予了现代化社会治理资源这一新的属性。如何将乡规民约更好地运用于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切实发挥其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软法、社会粘合剂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讨论当前乡规民约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乡规民约的现代化改造、乡规民约的内容定位、乡规民约的效力保障,并从加强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及国家权力对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的适当介入、明确乡规民约相对于国法和村民自治章程的规范领域和功能定位以及规范乡规民约的民主制定程序以使其最大程度体现村庄成员的合意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与路径——以广州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基层治理的三元逻辑和路径框架来观察,遵循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和路径,并视治理实际采取其他逻辑与路径,有利于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广州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面临着"内在冲突和供给不充分"等深层次问题。应当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法治服务供给侧改革,重视基层法治"最后一公里"建设,从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化动能。     

程序法治的困惑与选择

程序法治在今天或许已并非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因为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建立。程序法治是权利与司法公正的保障,违反程序法治会侵害人权。然而,遵循程序法治也会付出代价,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冲突和矛盾,坚持程序正义有时造成实体正义的牺牲。这就产生困惑,那么我们应如何选择?我国的法治状况要求我们须坚持程序法治,制定并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论信息安全的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协同保障机制的构建

信息安全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要实现信息安全的战略目标,我国需要构建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协同保障机制。信息网络空间是一个技术空间,应当根据技术自身的法则去调整和规范网络行为。技术规范是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机制,但信息安全保障不能完全依赖于技术性规则的简单堆砌,也需要让法律发挥重要的支撑功能。要将技术规范统合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在法治轨道上整体推进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战略,实现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论法治视域内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其不仅能够弥补法律体系的不足,也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二条进路,更能提升社会整体法治水平。当前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虽初具规模,但仍有着学术基础不足、体系框架缺位、制定质量不高等问题。对此,需要法学界突破国家法研究的疆域,加强对党内法规体系的关注,还应不断提升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并以行政法体系为参照构建内容完善、体系科学、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法治意蕴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才能获得真实的内涵和完全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是人民性、法律性、实践性的统一。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坚持法治价值理念,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迈进。     

民间组织与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1901-1949年中国工商行业性组织功能探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将从前在国家法律规范之外的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目标,并以辅助官治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并非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中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与其西方的对应物发挥的功能大相径庭。近代中国精英组织网络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必须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在国家基础结构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了利用民间组织渗透和嵌入社会,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不足的策略。由此,国家实现了将合法性基础扩展到社会精英阶层、增强国家渗透能力、平衡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增进国家绩效合理性、提高国家整合程度等目标。但这种利用民间组织构建国家主权的策略,却有着以下缺陷:政策执行效力不稳固;国家渗透能力和支持基础仅限于精英阶层;妨碍了公民权的形成;降低了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最终,这种国家构建策略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改造旧的社会组织的策略所取代。     

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的功能、作用和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法治代言人的现代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功能是现代司法的应然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权在宪政结构中对权力的制衡调控功能和对权利的保障协调功能。司法法治功能的实现对落实宪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作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将法治功能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性、时代特点相结合,发挥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程序在依法行政中的作用

程序是指作出某种决定或实施某种行为的过程 ,它通常是由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四要素构成。法治的运作离不开程序 ,无论是选举、立法还是行政、司法 ,都需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来完成。在诸多法律程序中 ,司法程序是其典型形态。法治国家极其重视程序的作用 ,把公正的法律程序看作是实现法治的基石。轻视程序是封建制法律的传统与特征 ,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在轻程序问题上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 ,我国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程序的价值和作用 ,认识到法律程序对防范权力的滥用、保证民主参与、作出理性化的决定和保障公民…     

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它的重要标志(或称法治原则)主要有十项: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前五项是指有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后五项是指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近期内采取若干可以影响全局的关键性措施和步骤,如制定立法法、监督法,批准人权“两公约”,制定行政程序法以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理,等等,从而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加速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进程。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