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完备的行政诉讼案件纠纷解决方式,是促进行政法治,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具有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面临司法实践可能有悖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协调和解缺乏法律依据和效力、当事人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协调的成效等问题,应通过确认行政诉讼案件协调作为法定结案方式、限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所适用的范围、确立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诉讼案件协调的模式和程序、明确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协议的效力和救济等措施来推动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制度的建立。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行政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得适用调解,但纵观国内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严禁调解在"协调和解"中被悄悄躲避,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一直以来处于高位已是公开的事实。文章在考察、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调解立法制度的情况下,从模式选择、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思。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制度,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得过于简单、原则,撤诉制度未成体系,缺少原告申请撤诉的条件,没有考虑撤诉对被告的影响等。针对我国行政诉讼撤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应对撤诉申请规定有限审查原则,规定被告在诉讼中对被诉行政行为行使处分权的条件,进一步明确法院对被告行使裁量权的审查范围和审查原则,规定原告申请撤诉的条件,明确再审案件的撤诉权,对原告撤诉后再起诉的行为应当予以限制,应当考虑撤诉对时效的影响。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探析

撤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诉讼模式和诉讼价值取向。中国的行政诉讼撤诉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法治行政的现状。本文透过行政诉讼撤诉这一具体制度的窗口,分别从实然和应然之角度考察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撤诉制度,进而反思并追问中国行政法治的现状和未来。     

我国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和制度建构

通过对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相关理论的介绍,对我国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提出应遵循自愿、效率和有限调解的原则,架构我国新型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案结事了”理想的实践障碍及其超越——基于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实证分析

尽管调解结案相对于判决结案的优越性重新得到肯定,但调解结案的＂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却出现弱化趋势,相当部分调解案件＂案结事不了＂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探究原因,从调解程序参与者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义务人的不当参与调解与法官不适当地寻求＂案结＂利益而罔顾＂事了＂目标造成的。为此,应从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和防止法官不当主持调解两个层面,对诉讼调解相关制度作一重构。     

论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诉讼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应是有限的调解制度。 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了可能。本文分 析了目前行政诉讼撤诉率高的根本原因;论述了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理论难题及其化解;论证了建立有限调解制 度的法理基础;并从实证的角度对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 于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救济,有利于行政主体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国 司法保障人权的实现。     

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

行政诉讼可否调解,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已广泛出现合作、协商形式处分行政权,行政诉讼以调解方式处分行政权的科学性不但大量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的期盼,定会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行政诉讼和解的合谋隐患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人民法院以“和解”之名行“调解”之实。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和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行政诉讼和解中的“合谋”隐患应重点思考。通过利益博弈分析法与个案研究法发现:在行政诉讼和解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合谋隐患;行政诉讼和解过程中的合谋行为会导致“案结事不了”的和谐隐患以及法官的角色迷失。在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构造中为抑制合谋应当采取一些必要手段,即通过和解与审判的事权分离保证法官严守中立;通过明确行政和解协议的先予执行效力和可强制执行性来实现“案结事了”;在立法中增设继续审判请求权以进一步保障撤诉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我国离婚调解制度的思考

法院调解在离婚诉讼中是一个必经程序,但我国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应当在离婚诉讼中建立专门的离婚调解规则:规定离婚调解中的和解制度;对参与离婚调解案件的法官的综合能力应有具体要求,并特别注重对其法律工作以外的社会经验的培养;实行离婚调解和离婚判决的分离,加强我国离婚诉讼中调解的功能,最大限度保护妇女及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无论是具体方式的适用上,还是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上,都存在制度完善的空间。应从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法院的调审分立及进一步优化司法职能等方面完善诉讼制度;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点是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的网络布局、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扩大人民调解的组织基础和工作范围; 仲裁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细化仲裁主体、确立仲裁员身份制度、实现仲裁的去行政化、建立仲裁协会等; 协商和解方式的完善主要是解决协议效力认定问题; 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应从赋予行政裁决主体独立地位、扩大行政裁决适用范围、规范行政裁决程序入手。此外,还必须关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现有的私人和解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同时,权利人和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并且,权利人可能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的执法积极性。此外,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为解决上述问题,海关应当在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同时,应当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的标准,在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并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 --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为契机

行政处理对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性,但我国对于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内容和性质的争议导致实践中的困惑,因而有必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之际加以明确。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应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环境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当事人不服的,可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在此基础上考虑构建新型的环境诉讼,将对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司法审查和解决环境纠纷结合起来。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考察与抉择

我国未来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模式：在启动模式上．采用多元化的启动方式;在起诉是否需经批准上。以前置审查起诉模式为主以公民直接起诉模式为辅;在起诉时机上,允许事后追惩式诉讼与事前预防式诉讼同时存在。     

确认行政调解协议为民事合同性质的利弊分析

行政调解协议长期效力不明,制约了行政调解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明确了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解决了长期困扰行政调解的效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新的弊端。明确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统一行政调解的程序,严格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条件,处理好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政调解协议被确认为民事合同性质后所带来的弊端。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本文主要从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和诉讼效益两个方面对传统厌论现象予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现今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公民不愿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强调在现代社会除诉讼外,对于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应给以充分重视。     

行政诉讼诉辩式庭审方式中认证问题初探

审判方式改革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新的审判方式即是以诉辩式庭审方式取代传统的纠问式庭审方式,对行政诉讼新的庭审方式中如何认证、质证及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文章作了探讨。     

社会纠纷的行政法解决机制研究——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围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和解机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食品安全纠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