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质疑

《〈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质疑王瑞功最近，笔者因编纂《诸葛亮研究集成》一书而系统地阅读有关资料时发现了闵和顺同志《〈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一文①，颇感兴趣；想找驳论性文章却未见②．《（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以下简称《考辨》）的论点及研究方法都值得商...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

黄霖同志在1983年第三期《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我在次年第三期《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提出质疑。现在拜读他的《答疑》,再写此文以作商榷。《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以及它的成书年代迄今仍是众说纷纭。对各种说法以及有关的论证进行必要的检查,从而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质疑的目的,黄霖同志对此想必也有同感。     

《“行李”词义的商榷》一点质疑

《中国语文》八○年第三期刊载的马锡鉴、周梦江同志的《“行李”词义的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在标点和引文方面,似有不妥之处。《商榷》引用了晚唐李匡义(济翁)在《资暇集》卷上的一段话:“遂俾今见远行结束次第,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以这条唯一的有关唐代的材料作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看法,即“正因为‘行李’这个新词义(即“行装”)出现于中     

《古代汉语》质疑五则

王力先生和郭锡良先生各自主编的《古代汉语》是世所公认的权威性古汉语教材,影响甚大。但千虑犹有一失,二书也自然难免有疏漏失当之处;因而不时见有学人提出商榷意见。受时贤启发,我们不揣鄙陋,试续作质疑商榷之文五则,以就教于智者方家。 一、“是吾剑之所从坠”的“所”能“指代地方,作介词‘从’的前置宾语”吗?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1月版)(中册)652页在为《吕氏春秋     

《蔡蒙考异》质疑

读了王仿生、王嘉勋同志《蔡蒙考异》一文(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觉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将个人浅见略述如次,以就教于二王同志和读者同志们.王仿生、王嘉勋同志对裴骃在《史记·夏本纪》中给“蔡蒙旅平”作注引孔安国说:“蔡、蒙二山名”和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蔡山不知所在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司马贞所不知的蔡山实际上就是蒙山,即今四川雅安城郊的周公山.所以蔡蒙不是二山名,实则为一山也.”     

《辛词三首续说》质疑

最近读了蔡义江同志《辛词三首续说》(以下简称蔡文),该文对其前作《稼轩词论两题》中的某些论点,作了比较详细的补充和申说。但可商之处,仍然不少。今略提几点质疑请教。关于《永遇乐》的作年,蔡文说:“这首词作于嘉泰四年(1204,甲子)秋天,与夏师瞿禅先生说法是一致的。”其实,并不一致。夏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1958年7月初版本,确曾系白石《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于嘉泰四年,但此书于1963年12月再版时,已将此词改系于开禧元     

关于陆游《钗头凤》词的再探讨

在陆游词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恐怕就是《钗头凤》了.对这首词,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李汉超同志在《陆游<钗头凤>词若干问题质疑》(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以陆游是否有“向自己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提出挑战”的“觉悟和勇气”这一问题为“核心”,“就《钗头凤》一词的本事,以及对此词内容的解释与思想评价”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一般说法”的看法,读后受益非浅,同时,又感到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笔者草成此文,略陈鄙见,就教于李汉超同志和其他同好.     

评《山西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分类特征》

<正> 近读《中国地理》(人大复印资料)1988年4期姚宝埴、王立红二同志合写的《山西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分类特征》一文(简称姚文),欣喜之余,甚感该文尚有一些失误之处,有必要进行商榷。     

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与孙世安同志商榷

《四平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刊载孙世安同志关于《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初探》(下称《初探》)一文。《初探》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个结论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王建《宫人斜》注解质疑

孙琴安同志《唐人七绝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印)注解(?)名作《宫人斜》,似有可商榷之处。如:孙同志释“宫人斜”曰:“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好象专指一个专门埋葬宫女的地形倾斜的地方。古人常把以地形倾斜得名的地方叫做斜”。以地形倾斜释“宫人斜”,不妥。现无资料可考诗中所写的未央宫墙西边有倾斜之地。其实这是用典,《广舆记》云:“玉钩斜在江都治之西,炀帝葬宫人处”。可见“宫人斜”以隋炀帝埋葬宫女于月亮斜的杨州西郊而得名,非专在地形倾斜处埋葬宫女也。所以,唐人以“宫人     

对《马相伯和复旦》一文的几点质疑

曹宠同志《马相伯和复旦》(下简作曹文,载于《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一文,有几处叙述明显的不合事实,值得商榷,现提出来,以就     

再谈范蠡的寿终之处

1985年第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刊载了张善长、刘柏扬二同志的《也谈范蠡寿终何处》一文,此文是与拙作《范蠡并非死于石首》(以下称“拙文”)进行商榷的。笔者反复阅读之后,难于赞同张、刘二同志的那些看法,特再撰此文,就范蠡的寿终之处与张善长、刘柏扬二同志进行讨论。     

对《“好坏互变律”质疑》的质疑

《三月风》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严秀同志的《“好坏互变律”质疑》一文(《新华文摘》1985年第7期全文转载)。该文从根本上否认“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必然性,特别反对“坏事变好事”,认为它“是人造的‘规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和坏事的相互转化,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具体表观,对它绝不能否定。 好事和坏事是指与人类利益相关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件。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不同,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价值观,因而对同一事物或事件的好坏往往有着不同的判断,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区分好坏事有其客观标准。判断好坏事的客观标准就在于看某物或事件是否符合历史发     

论农工商联合企业产生的客观基础——对《‘农工商一体化’的质疑》一文的商榷

张元奎、许友梅二同志在《江汉论坛》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对‘农工商一体化’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对我国当前试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当前在我国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农工商一体化,“完全是脱离实际想问题,”没有客观基础。《质疑》提出的这一观点,不仅理论上值得研究,而且也和我国两年多试办农工商联合所取得初步成就和显示的旺盛生命力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本文针对《质疑》一文提出的观点谈点粗浅看法。     

对传统评论要作具体分析——就《李娃传》与黄加灏同志商榷

黄加灏同志《<李娃传>传统评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见《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87年第六期)一文,颇给人以启发。它提出了三个反问句。即:“小说歌颂真挚爱情,表现爱情主题吗”?“李娃形象优美动人吗?”“小说具有强烈的反门阀、反礼教意义吗”?通过这三个反问句,实际上把《李娃传》全盘否定了。文中对《李娃传》虽作了某些肯定,但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为此本文谨就《李娃传》与黄加灏同志商榷,说明对传统评论也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律怀疑和否定。     

《哀牢夷雄列传》中三份彝文宗谱质疑

杨光楣同志在1979年《思想战线》第5期发表了《<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一文,引起了史学界对《哀牢夷雄列传》 (以下简称《列传》)可靠性的讨论。笔者亦就《列传》所附三份南诏开国君主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作一些探讨,虽然涉及《列传》所记的范围极有限,但对《列传》可靠性的讨论,或许会有一点益处。     

也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关于《浅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一文的若干质疑

侯绍庄、吴斯清同志在《浅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2期,下面简称《浅谈》)一文中,努力对宗教和迷信之间的关系作了许多探讨。两位同志的探讨对我们真正搞清宗教和迷信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但是在两位同志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一、宗教与迷信之间的逻辑关系     

两点质疑

近读禹学文、吕有宽二同志《〈莺莺传〉新解》(下简称《新解》),确有“解”新、意新,文亦新之感。然而,一经仔细推敲,却觉得破绽不少,更与作品实际和形象特点相去甚远。现择其要者,提出两点质疑,以就教于禹、吕二同志。     

《契丹国号解》质疑

即实同志的《契丹国号解》一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不仅对“契丹”一名的诸家之说进行了全面讨论,而且对“契丹”、“大辽”之名提出了新解,读后颇受启发。然文中涉及鲜卑段部的几个问题,又不能与之苟同,因此提出来与即实同志商榷,亦就正于史家和广大读者。     

对企业留利归国家所有论的质疑——与程根木同志商榷

<正> 程根木同志在《对税后留利归企业所有论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中,认为企业留利所有权归于国家,并以此为依据,对企业所有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在这里提出一家之言,与程根木同志共同探讨。一、企业留利为什么不应归国家所有企业留利不是扣除。《质疑》对“独立经营的国有企业交纳两类税收后,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分配过程已经基本完结”的观点,我是同意的,这是因为第二步利改税并不到位,国有企业在完税之后还要依据承包合同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这是承包企业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