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论樊德三“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作家的痛苦经历能使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在创作上。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这一思想，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明确提出...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风的“生命力”论及其它

<正> “生命力”论所谓“生命力”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创作主体(作家)把创作对象(人物)写成“感性的活动”的活的人物的理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胡风的九个评论集中,提到“生命”、“生命力”的有60多处,而且在后期的评论文章中提得更多,也更加明确。从胡风的整个评论论文的思想理论观点来看,他的“生命力”论是受厨川白村的生命理论的启发和影响的。但是绝不象50年代批胡风运动中有的哲学家所称,胡风的“生命力”论“没有一点是胡风的‘创造’,而都是从厨川白村那里抄袭来的”。事实恰恰相     

论文学史写作与“堆沙包”现象

文章论述了不同时期在文学史写作上存在的“堆沙包”现象。其表现在:文学范围的过分堆叠,把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罗列其中,成为一部沉重的学术史,文学史的光芒被遮蔽了;以作品为主线来叙述文学史,形成作品堆叠,使得在反映文学发展的起伏变化、文体盛衰的消长上,不能使人了然于胸;对作家分析评论的堆叠,使文学史成为作品的接受史,没有了编纂者自身的见解;还存在着对作家的堆叠,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录鬼簿式的编年记账体。造成“堆沙包”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传传统之文史不分家,考据传统及“文以载道”职能。要摆脱文学史写作“堆沙包”现象,就应该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创作时代与接受时代即当代价值和当时价值的统一。     

《传统与个人才能》与艾略特的文学史观——兼与“新批评欠缺历史观念说”商榷

新批评是一种属于自律论范畴的文学批评模式,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它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并以此咎病它不能或不宜作历时分析,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 S艾略特在其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就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及对文学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提出了“外部权威”的文学史评价标准。这些独特的文学史理论,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也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第一波中,她以其女性话语、女性题材、女性主题、女性共鸣等特征,彰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创作特色,同时,又以其“花瓶论”、“自救论”、“共负论”、“相成论”等女权主义观点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石。对庐隐的女权主义写作的研究,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女性文学的“另一半”一瞥——浅析欧美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之路

综观欧美文学史,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与表现,应该是女性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男性作家的文本之中,不仅可以研究男人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可以梳理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认知与表达进程,与女性作家类似,它是循着历史发展,从“女人气”到“女权主义”再到“女性”的渐进之路。     

评《现代四作家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自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茅盾的《鲁迅论》、《徐志摩论》、《冰心论》等文章作为“作家论”的开山之后,对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而撰写“作家论”的不乏其人.曾华鹏、范伯群同志则是建国以后在这一方面作出一定成绩的两位作者.除《王鲁彦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外,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四作家论》(以下简称《四论》),是他们研究郁达夫、蒋光赤、谢冰心、叶绍钧四位作家的又一本结集.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新加坡文学评论与研究生存状态考察

新加坡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从对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人的评论作品的评论中 ,可看出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它是世界华文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力量。它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 ,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该国缺乏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美学探讨的著作 ,尤其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方面 ,不似马华文学界有锐敏的反应     

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为祝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出版而作

一 前不久,有的日本学者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时,比较了日中两国学者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不同态度:木山英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喜欢写文学史,因为需要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在日本写文学史很少”;丸山升也指出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意作家作品的评论研究。记得1982年在海口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期间,一位香港学者也跟我谈起过类似的看法,认为文学史只要一部就够了,更需要的是对作家作品     

重评“主观论”论争

肇始于抗战末期、延续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方告结束的关于“主观论”的论争,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在建国以来的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这场论争情况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对胡风等人文艺上的“主观论”观点也一律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一些新出的文学史著作,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     

“长子”人格共性论

“长子”人格共性论隋清娥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在几多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作品中，有一类人，他们衣食无虞却并不感到人生的快乐，因为他们常常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创痛，这类人便是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长子形象。在文学本文中，他们是被作家给予较多的刻划笔墨并赋之以...     

“原生态”的抒写——论茅盾文革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文革”十年，茅盾在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情况下创作了二十余首旧体诗词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些“原生态”的写作对于作家本人及文学史研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潜在写作”在“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评张光芒著《现代文学史》

张光芒新著《现代文学史》(太白文艺出版社 2 0 0 4年 5月版 )有意识地超越出“教材型”与“合作型”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束缚 ,以个人专著的形式撰写了一部有特色的“学术型”文学史。翻阅这部文学史著 ,可以发现著者富有开创性的文学史观 ,即以动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描述现代文学史 ,使其表现为一种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的实现 ,在于著者刻意打碎了思潮史、作家论与文体史三者各自的“合法性” ,转而采用以作品为基本的和有效的叙述单位 ,通过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的方法来观照整个文学史。这样就避免了采用思潮史、作家论、文体史几大块叠加所引…     

评“黑色幽默”及《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 “黑色幽默”的名与实 “黑色幽默”是美国作家弗里德曼1965年3月编的一本作品选的标题,书中收入了11位当代美国作家和一位本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的作品,他认为“黑色幽默”是这些作品的共性。随后,评论众多,多认为“黑色幽默”是一特殊的文学流派,20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有些评论追根溯源,划派归类,认为“黑色幽默”是“辛酸的幽默”,“痛苦的幽默”,“大难临头的幽默”,“冷隽的幽默”,“绝望的幽默”等等。他们追溯到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1605),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     

论日本的“泉镜花热”与“泉镜花现象”

泉镜花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却被视为“异端”和“非主流”作家备受冷落。然而在其辞世近四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又掀起了“重新评价”泉镜花的热潮,出现了“泉镜花热”。随之日本文学界将其视为“被遗漏的名家”,对镜花文学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持续性研究,如今已确认其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研究镜花文学前后所经历的被“遗漏”、“重新评价”和“持续性研究”这一“泉镜花现象”将会为我国的民族新文学发展提供借鉴。     

方回的诗统论

方回建构了以一祖三宗为主干、上溯《诗经》风雅传统并与汉魏晋南北朝相接的诗统论,并从其所建构的道统论中汲取了建构诗统论的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文以载道,特点是融创作论、批评论与作家论于一体,注重文学史内部发展的规律,诗学批评的标准是诗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