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猖狂”

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注言,“阮籍:……因为对晋朝统治者不满,以纵情次酒来掩护自己.时常独自坐车外出,也不顺着路走.车走不通了,就痛哭而回.猖狂:放任不拘于礼法.”注者以阮籍“对晋朝统治者不满”,“纵情饮酒”来照应“猖狂”,将其意义释为“放任不拘于礼法”.其实王勃此句是从《晋书·阮籍传》引发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动哭而反.”两相对比,赋之“猖狂”即传之“率意”和“不由径路”,赋之,“穷途”即传之“车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嵇康的自然乐论及其反传统精神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有奇才风仪,善谈理属文,“文辞壮丽,好言老庄”,与陈留尉氏人阮籍同为魏晋之际的文学冠首。嵇康在音乐方面有很高造诣,《晋书本传》称他“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因精于《广陵散》、《太平引》、《楚明光》等古琴曲的演奏而名噪一时。深通乐理,相传为他     

刘勰生平新考

《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晋书·地理志下》以东莞郡置于太康元年,《宋书·州郡志一》则谓:“晋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据《晋书·宣五王传》:“武帝践阼,封(司马(亻由))东莞郡王,邑万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②当以《宋书》所说为是。莒,今山东莒县,原为春秋时莒子国,汉置县。     

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文人，《晋书》卷八二有传，然《晋书》本传所载，止于生平大略，且多语焉不详，关于其生平行事的诸多问题，有待厘清。本文摭拾其相关史料，对其生平行迹著述等略加爬梳考订，并对其杂传《襄阳耆旧记》的小说品格略加阐释，管窥汉魏六朝时期“郡国之书”的普遍小说化倾向及其小说史意义。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晋书·佛图澄传》之羯语探源

《晋书·佛图澄传》之羯语探源张昌圣一、解题《晋书·佛图澄传》中所记载的“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一句羯语谶语，是天竺僧佛图澄在公元４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２９年）向后赵国主羯人石勒说的。《晋书》在这句话后面还有解释，说：“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     

辞赋考辨

赋本言考赋作为一种文体,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毛诗·烝丞》“明命使赋”,《传》曰:“赋,布也。”又《小旻》“敷于下土”,《传》曰:“敷,布也。”“赋”“敷”同声,故《管子·山权数》“赋藉藏龟”,注亦曰:“赋,敷也。”又“赋”“布”“铺”“敷”,声近义同,古并以重唇音相通假。故《诗》“敷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安身论》作者小议

《安身论》是研究电古时期文人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此文的作者,成书于唐代的《晋书》与《艺文类聚》的说法不一致。《晋书》卷25系于潘尼,并载有全文;《类聚》卷23系于王粲,并按其“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欧阳询《艺文类聚》序)的编写体例,节录此文开头一段。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采取折衷态度,在《王侍中集》与《潘太常集》都收录《安身论》。王应麟《困学纪闻》十七翁元圻注:“《晋书·潘尼传》载尼著《安身论》,与此文同,《类聚》王粲著,未知孰是。”提出问题、但没有解决。直到当代,《安身论》究竟谁作,似乎仍是一千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论著从《晋书》之说,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有的论著从《类聚》之说,如吴云《王粲集注》,凌迅《王粲传论》     

鲍照交游考略(续完)

二十三,何长瑜(?—444?) 何长瑜,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 《宋书·刘义庆传》谓“东海何长瑜”,又《谢灵运传》云“长瑜尝於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按何勖,何无忌子,见《宋书·徐湛之传》。无忌,东海郯人,见《晋书》本传。长瑜为勖宗人,则亦东海郯人也。     

魏晋思潮与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晋书》本传说他:“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於世”。《隋书·经籍志》除于上列皇甫谧的撰述注明卷数外,又著录了“《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阴阳历术》一卷,皇甫谧撰”,“晋徵士《皇甫谧集》二卷,录一卷”。关于皇甫谧的医学著述,《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晋书》曰:“(谧)日后得风痹疾,因而学医,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三国志》卷二十《东平灵王曹徽传》裴注引“(曹)翕撰《解寒食散方》与皇甫谧所撰并行於世。”《隋志三》有“《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至于皇甫谧的名著《甲乙经》,《宋史·艺文志》加以著录。     

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

一 风格与文“体” 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专用术语,风格是指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它是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总的个人特色。在我国古籍中,风格一词也时有出现,用于说明作品时,其涵义与现在的用法也比较接近,但它还没有成为具有特定内容的专用术语。风格在古籍中最早出现,大约在魏晋时期,多用来形容人的风采品格等。《晋书·庾亮传》称庾“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世说新语·德行上》谓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这里的风格是指人的风采、风貌。《魏书·穆子弼传》称穆“有风格,善自位置,涉猎经史,与长孙稚、陆希道等齐名于世。”《晋书,和峤传》说“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鲁胜的逻辑史观——读《墨辩注·叙》

一、鲁胜生平及其作《墨辩注》的时代背景 鲁胜《墨辩注·叙》是中国逻辑史第一篇专论,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鲁胜字叔时,西晋代郡(治所在今山西阳高西南)人,大约生活在公元三世纪中叶至四世纪上叶。《晋书·隐逸传》说他“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晋惠帝元康初,迁建康今;后称疾去官,大概从此即过着隐逸生活。 鲁胜对历法和逻辑均有深入研究。在建康令任上,曾著《正天论》,并上表请求根据他的推算改正以前历算上的错误,表示“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但没得到朝廷答复。在逻辑方面,他有两部专著:一是将《墨子》的《经》和《经说》上下四篇辑为《墨辩》,并作注;一是“采诸众杂集为《形名》二篇”。“其著述为世所称”,可惜都遭乱遗失,至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即仅存《墨辩注·叙》,收入《隐逸传》中。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