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也改变着权力的具体形态。首先,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权力。在形式上,网络权力是一种人人自由驰骋网络的自主权利;但实质上,网络权力却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强制力,一种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内在影响力。其次,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通过追踪、监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进而在注意力规训和思维方式规训中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制和重塑。此外,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既可能使我们面临知识精英与资本寡头共谋所带来的新的人类专制,也预示着未来机器奴役人的潜在风险。很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网络权力、数据权力、算法权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规训的三种新路径。而这必然会反映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当中,进而对以权力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     

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演进与现代重塑

我国的农村外部权力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二元——一元——二元”阶段的演变,文章以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为视角,以国家行政权力和农村社会权力为分析工具,探讨了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这一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合理重塑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关键环节：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的转变,农民自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权力的制衡。     

法益视野下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浙江省农村低保制度为例

近年来,农村低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村民的怨愤情绪也同比上升,其根源在于低保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单一行政命令模式和对低保权利的保障不足.因此,要促使农村低保制度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保障和加强民众低保权利,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形成对低保权力的有效制约;促使低保立法由传统的命令管制法向现代利益衡平法转型,明晰管理机构的低保权力,求得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促进农村低保制度健康发展.     

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实证研究——以晋南梁村为例

村庄内部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是研究村庄的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基层权力结构是单一的,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具有高度的集权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村政策的改变,农村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开始分化和分层,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下村庄权力结构及权力主体之间互动必然也是复杂的、多元的,并且这种结构互动影响着村庄的组织运行、自身稳定和发展方向。本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将研究的视角确定为村庄精英。之所以把村庄精英确定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他们是村庄权力结构的主体,也是村庄内部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试论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由领导职务权威(即权力)和领导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领导活动的实现建立在一定形式的领导权威基础之上,同时领导权威的特征与发展又与社会的发展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领导权威的实现方式,不同形态领导权威的产生又直接作用和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推进,现代领导权威发展的趋向已经由权力性影响力向非权力影响力转变.公生威、功生威、仁生威、明生威、廉生威、信生威是现代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话语在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要想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掌握政权;权力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但首先表现为是一种政治现象;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不等于权威,所以,无产阶级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效能,就需要不断扩大权威而不是扩大权力。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

乡村社会中精英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的很多研究都是把乡村精英固定在乡村社会当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精英的流动现象。本研究即是以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导致乡村精英离村进城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对他们原居村庄的各方面的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丰富乡村社会精英研究的内容。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城市化与贵州农村社会变迁

在贵州农村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 ,有诸多源于自身的障碍。其封闭的环境、落后的教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严重制约了贵州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 ,将城市化和贵州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研究相结合 ,通过城市化及相关影响因子的引入 ,加速贵州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 ,探索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构筑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

农村社会安全和弱势群体社会保护长期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农村社区和少量制度安排。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传统保障已陷入困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缺失带来的影响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安全,社会应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安全”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