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综述

“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国际人类学工作坊于2015年10月16日-18日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了工作报告会,来自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家学术机构的40位专家学者围绕着“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关于灾难的艺术呈现”这7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探讨.     

灾难的集体记忆、合理化叙事与信仰实践——基于陇中城子川人历史与日常的考察

甘肃省中部甘谷县和通渭县交界处的城子川,因特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经历着频发的灾难,“天灾人祸不断”构成了城子川人深刻的集体记忆.从灾难的合理化叙事与积极应对的视角观之,灾难的发生成为了城子川人逐一定位生息之地历史过程的重要节点,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使当地人能够凭借灾难穿梭于历史与当下的日常之中,经由将灾难常态化,不但主观地解决了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中“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勾勒出了他们繁衍与存续的文化脉络,更通过具体的信仰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     

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

1991年10月发生在奥克兰地区的大火灾造成25人丧生,6000多人无家可归。幸存者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其中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尤其是对作为自然象征的母亲与作为灾难象征的魔兽二者之间的对立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人们为了解释灾难的去而复来,甚至认定灾难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循环的,从而肯定了上帝对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控制权,由此,毁灭者也是创造者。奥克兰大火中隐含着如建筑材料的不当使用和居民区的不合理规划等技术性因素,因此其可部分归结为技术性灾难。而由于技术性灾难产生于一个文化的竞技场,而不是自然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合乎情理的灾难意象或隐喻非常少,因此,技术性灾难不会流变为神话,而是作为永远的历史而存在。综观上述过程,灾难被重新界定为＂创造性的毁灭＂,从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尽管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以上述方式去象征地表达灾难,但所有的文化在描述与解释灾难时,象征都将会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象征的建立缓解或消解了灾民对于灾难的恐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灾难多发区的居民大多不愿意搬迁。     

脆弱性辨析与灾难形态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灾难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

人类脆弱性的辨析是人类学开展灾难研究的关键基础,也是对灾难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梳理灾难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演变和理论视野发展,本文指出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类型划分应基于脆弱性的辨析,结合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的关系考察来区分自然灾异型、社会灾变型与社会灾祸型这三种形态的灾难,从而更精准化地以地方性视角、过程论方法与整体性关照推进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获得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灾害人类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期,该任务面临着各种挑战,2020年发生的疫情就是其中之一。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视角可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灾难中的构建路径:将灾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场域,通过灾难记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挖掘抗灾精神以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灾难治理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灾难与人类

通过对灾难的分类和关学分析,认为人类要充分地尊重自然、理解自然,讲求常态的文化人格.     

文化愚昧与文化自觉——SARS灾难的人类学透视

SARS灾难是新世纪瘟疫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它使中国人的文化愚昧暴露无遗,促使中国人进行反思,而实现文化自觉.     

台湾、日本的灾后重建与人类学的对话

自19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地域活化运动”的趋势,基本上是以“提振当地衰落的经济”与“增加人口”为目标.不管由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来主导,都与相关产业,尤其与观光产业有着紧密的联结关系.其主要的“商品”就是当地的历史建筑物、传统艺术、或是祭典仪式等肉眼可见的“文化”.另外,近年来频发的大型灾难,也引发了城市与学术界共同合作来面对灾难的重建运动,这样的合作也开始受到各界重视.在台湾,九二一地震(1999)或八八水灾(2009)等大灾难都让原住民部落受到很大的打击,也使得人类学界思考灾难人类学扮演的角色.本文在思考,在受灾区做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如何将手上的许多资讯以及人类学知识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贡献回馈当地,并且提供一些日本的灾后数位典藏计划的案例来探讨人类学知识应用在灾后重建的可能性.     

饮水不忘思源报国见诸行动

|编辑同志: 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1985年冬,遭受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千多万元,使这个在全国、全省被列为富裕的县,一下子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在遭灾后的严重困难时刻,是党和政府及时派出飞机,给被大雪围困、受着饥寒煎熬和死亡威胁的曲麻莱县灾民空投了大批救灾物资;四邻伸来救援之手、八方献出温暖的心,才使得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中,没有因冻、饿死亡一个人.事实使人们深深地懂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灾难与异象: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以5·12汶川大地震为契机,反思了科学主义的不足,梳理了相关地震的民间知识与民间智慧,分析了遗落这些知识与智慧的原因,并预见了潜在的文化灾难.     

“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2年11月10日,“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筹办。研讨会紧紧围绕“灾难与发展”的主题,     

水神信仰下的干旱认知研究——基于大理海东的个案分析

对灾难的界定必须基于当地社会对于灾难的认知,不同的群体面对相同的自然灾害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这也导致了不同的灾难叙述及其应对机制的出现.文章通过对大理海东的田野材料分析,试图呈现当地对于干旱现象所特有的解释方式和认知图景.海东地区对于干旱的认知唯有置于水观念以及水神信仰之下才能得以理解,而这套关乎水与水神的认知体系赋予了当地社会面对变迁的能动性,使其在经历了引洱入宾工程的冲击以及提灌技术的引进之后,传统的信仰与社会依然存续.     

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正可以说明以上的道理.     

神话、仪式与生态：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

凉山彝族灾难观的形成与其神话传统、仪式实践以及生态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解释了灾难的起源与肇因，将灾难归咎于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生态格局的失序。仪式为灾难的禳解提供了神圣路径，以自然崇拜和鬼魂观念为信仰核心，体现了彝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生态伦理则在社会、心理两方面奠定了应灾的基础与策略。这使得彝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在文学、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传统，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灾难斗争中的淬炼与涵育——以“后疫情时代”为反思取向

作为一种全球性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还在世界上蔓延,疫情让世界付出了惨痛代价。面对疫情灾难,中华儿女不仅要团结起来,战胜疫情,也要进行民族自省,理性认识各类自然灾害、瘟疫等重大灾难推动中华民族成长的意义。毋庸讳言,灾难后的核心叙事、记忆构建、治理经验,成为民族学对"后疫情时代"反思的一个重点取向。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抗疫过程中所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是"后疫情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养分,应当充分挖掘其中的民族归属感、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以此为基础展开抗疫的核心叙事与集体记忆构建。同时,也要注意在"后疫情时代"防范疾病与污名化、网络负面心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使伟大抗疫精神发挥持久的力量。     

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灾难的历史研究

在灾难的人类学研究中,历史的角度具有关联性。历史分析可以揭示出灾难以及人类生境脆弱性后面的生态、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线索。灾难自身也具有启示性,它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通过对长期的历史记载的研究发现在墨西哥的生态环境中,干旱、农业灾害和食品危机显现出周期性。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灾难研究可以对社会现实提出批评和校正。     

由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引发的灾难人类学思考

新奥尔良市在2005年所遭受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和水灾袭击,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这两次飓风也唤醒了学者对灾难研究的注意力。灾难不仅冲击了社会结构,造成了不同群体聚合或边缘化,也作为一种显示器,昭示在灾难过程中最为脆弱的是穷人群体。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灾难的影响与结果,也应该联合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直接为受害群体提供援助。     

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读刘济生教授《突破与变革——邓小平创新理论研究》

2008年,既是中国饱受灾难的一年,也是中国收获梦想的一年,更是中国硕果累累的一年.正当世人重新解读2008的中国这部巨著时,我欣喜的收到刘济生教授惠赠的又一部力作<突破与变革--邓小平创新理论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感慨颇多.     

江孜大水救灾纪事

在噶厦,有关自然灾害的历史档案中,记载着雪灾、水灾、霜雹、虫灾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多达数千次给藏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损失,但却很少有过大面积水灾的记录,这也许是因为西藏地处世界屋脊,“水往低处流”,沿江河两岸高高低低又没有大的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