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晋风度对封建士者群体的影响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子群体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叛逆.其行为的放荡、个性的张扬以及狂浪背后的迷惘痛苦,令人惊骇.本文通过对魏晋风度产生的根由及具体表现的阐释,透析这种行为对封建士者群体的影响,旨在说明士者于两难抉择时的痛苦无奈.     

试论以"吴中四士"为首的初唐吴地诗人群体

盛唐前期,吴地诗人贺知章、包融、张旭和张若虚四人,被称为"吴中四士".以他们为首,当时有一个吴地诗人群体.这些诗人社会地位不高,但都为人放达,个性鲜明.本文拟对盛唐前期这个吴地诗人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探讨.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论宋词中的"感士不遇"主题

由于宋代完善了科考制度 ,广开才路 ,士人的政治出路较之前朝要好得多 ,总起来看 ,文人士大夫“感士不遇”的情绪并不怎么强烈 ,传统的“感士不遇”主题在宋代 (特别是北宋 )文学中并无突出的表现。又由于词一向被看作是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 ,因此在整个北宋时期 ,表现“感士不遇”情绪的词作不多。宋室南渡后 ,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文人士大夫 (特别是抗战志士 )“感士不遇”的情绪暴涨 ,并进一步转化为潜气回转、沉郁顿挫的“英雄失路”的悲慨。词也由佐欢的工具变成了“陶写之具”和服务于抗战恢复的武器 ,承载了厚重的“感士不遇”情绪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