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自身的"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以城市建设为其实施的前提条件.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征收、征用制度实施的法定前提条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因"城市建设"的内涵远比"公共利益的需要"宽泛,致使拆迁制度与宪法相抵触,成为一个违宪的制度.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它面临改变与撤销这两种可能的归属.事实上,拆迁制度将不能合流的不同法律关系强行撮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拆迁制度的归属只能是撤销,而不能是改变.相应的法律变革思路应当是,遵循不同性质法律关系的指引,以建立相应的法律部门.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与诉讼时效的法律辨析--兼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39、44条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是两个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法律概念,但在各法律制度中,立法者一般都注意到这二者之间的协调.<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虽对于异议期限作了系统而周密的规定,但未将诉讼时效问题列入其调整范围,于是在适用<公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解决这一冲突似乎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从立法角度解决,即修改国内法时效制度或参加<国际货物销售时效公约>,使其立法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统一法接轨;二是从司法角度解决,即相关国内法中的短时效制度如果与<公约>第39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相抵触,那么应根据"公约优先原则",排除适用该国内法.     

关于承包人留置权的分析和探讨

本文通过对<合同法>中关于承包人留置权的规定与<担保法>有关规定的比较分析,说明在建设工程留置权问题上会遇到法律适用的矛盾,并针对一些矛盾、冲突及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论能源法对循环经济的促进

能源法以保证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保护(3E)为宗旨,循环经济法以促进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目标,二者具有归一性.3R是3E的上位目标,应在实现"3E"中促进"3R".促进"3R"需要政府制度,更需要市场或产权交易制度的支持,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与<循环经济法>都必须做出抉择.     

“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S/Z>所进行的一种"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的自由.解读<S/Z>,揭示"作者之死"对读者的自由的意义,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潜藏着一种极大的破坏性,极易导致"文本之死",进而导致整个文本世界的崩溃;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自由肢解后,其存在也受到威胁,这正是解构主义"非中心"化后的矛盾所在.     

论《城堡》的“迷宫”构建

卡夫卡的<城堡>以其独特的手法构建了一座纷乱繁复的迷宫;迷宫氛围的营造是它的重要特色之一;人物和文本结构的二重张力,则加重了文本的迷宫氛围;而文本对人的内宇宙的积极探索,为解读"人之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想突围--试论张炜《你在高原·西郊》中创作立场的转换

张炜的<你在高原·西郊>是对自己创作立场的一次自我清理.通过文本的结构、意象及众多的隐喻,通过对于历史记忆、田园记忆的"记忆的理想主义"的返回、探寻,张炜在矛盾中建构了自己的"现实原则的理想主义"创作原则,从观念的写作走向了生活的写作,实现了自己艺术思想的一次艰难的蜕变与超越.     

道统文化与审美语境的消解共生--对金圣叹《水浒》释义文本的释读(二)

<序二>与<序三><读第五才子书法>,由于处在道统语境与审美释义的对话困境之中,金圣叹预设"忠义"与"水浒"的现象对立、"朝廷"与"绿林"的现实对立、"施、罗"创作的本质对立,从而确立其腰斩和评点<水浒传>的理由与权力.再从<水浒>与其他"圣贤书"、"才子书"的对比释读,完成对文学文本的审美释义,从而确立其独特的小说批评体系.     

自相矛盾的话语迷乱——就《敬答》一文中的相关问题与袁良骏先生商榷

就<敬答>一文中的相关问题与袁良骏先生商榷在<香港小说史>与其他一系列文章中,袁先生对金庸的评价并非"完全吻合",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论述中,袁先生的话语存在着矛盾、混乱现象,<香港小说史>中也有关于"两个翅膀论"的类似论述;黄小配之所以"被迫"进了附录,完全是由于袁先生过去思想上轻视通俗小说的结果;对于香港的<小说世界>,其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无情化有,私情化公--《情史》对人性的张扬与消解

由于冯梦龙"折中"和"骑墙"的"情教观"使他在<情史>中所辑的一些男女情事大都弥漫着一种对人性张扬和消解的张力.在文本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对世俗男女私情的揄扬和对僧侣犯禁行为的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用婚姻和因果报应及天命难违的方式予以消解.这些创作意向上的背离也反映了冯氏矛盾的婚恋观.     

论唐宋时期监狱制度的滞后与徒刑执行方式的变异

徒刑是唐宋时期的官方法典规定的刑罚。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监狱制度的不完善及其在发展阶段上的滞后,使得徒刑的执行方式发生了改变:即唐代徒刑在地方的执行与流刑混一或以徙边代替;宋代的“折杖法”实行以后,徒刑的执行改为杖脊加配役。造成上述情况的根由在于唐宋时期的监狱制度是虚化的,监狱不是执行徒刑的场所,而是禁系犯罪嫌疑人的机构。针对这种情况,北宋末期“圜土”制度不失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监狱制度的一种尝试。     

英租威海卫时期中国法律及习惯的法源考察

《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第九、十九条规定民事案件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来处理,中国的法律和习惯适用于诉讼双方都是中国人的民事案件,明确地表明英租威海卫确实存在着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范围包括《大清律例》、习惯和习惯法、情理等,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法律传统。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底线竞争”抑或“上限竞争”——以美国公司法制度的竞争为视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为了吸引公司注册,在公司法上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是"底线竞争"("向下的竞争")抑或"上限竞争"("向上的竞争")一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是要看在公司法的基本矛盾中应当如何取向:一方面,基于平等的主张,保护包括小股东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防止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基于效率的主张,促进公司管理者更为便利地行使权力,保证公司创造社会财富。法律的目标在于强调哪个方面?联邦化,抑或地方化?股东保护,抑或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保护?等等。这实质上是法律理念的一个矛盾。     

小产权房合法化问题的立法探讨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问题已成为小产权房问题争论的焦点.中国现行关于小产权房"违法"的相关立法之间存在逻辑矛盾与冲突.从<民法通则>、<物权法>以及其他部门法律规章、利益均衡等视角进行审视,认为小产权房应当合法化.应通过修改相关立法使小产权房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以物权法为核心的土地权利制度;其次,真正落实宪法,逐步修改土地管理法规;最后,建立小产权房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设立相关配套的合理的限制性条款加以规制.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司马迁笔下的鞭笞之罚

《史记》中涉及鞭笞之罚的记载的目的不同,或肯定主人公的知错能改,或谴责某人罪有应得,或揭示人物的性格,或揭示主人公的某项才能,或为主人公雪耻复仇作伏笔,或阐明家长管教子女的权力,或揭露封建国家的狱吏之酷和刑罚之滥,不一而足。     

资本逻辑的当代影响及其警示

资本作为承载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具有依赖物而产生的创造物质财富和文明的一面,还具有依赖其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破坏现代文明的一面。资本这种双重的逻辑体现了其创造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内在矛盾,并对当代社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两面性,在充分利用好资本的“创造性”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策略,警惕其更为本质的破坏性。     

中国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律性质

“公序良俗原则”同其他民法基本原则(平等、自愿、公正、诚信)相比,具有价值的独特性和地位的至高性.其价值独特性在于兼具“价值宣示”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法律性质;地位至高性在于承载了民法最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公序良俗原则”具有的事实面相、事实可还原性,以及立法技术的开放性要求——完整地给出了其具有双重法律性质的理由.“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进行适用时,需要经过创造性解释环节,使其达到法律规则要求的确定性程度,同时消除可能存在的分歧.故此,必须执行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和“谦抑性”要求,以防止“公序良俗原则”适用时所出现的各种“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