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出路：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之激活

虽然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方法,但是当事人陈述本身的缺陷及其复杂性,具体运作程序的缺乏使其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形同虚设。只有将当事人陈述准确定位于特定的阶段、并且只能是能够证据案件要件事实的陈述,不包括仅对案件要件事实的陈述,设置专门的询问当事人程序将证据法意义上的当事人陈述从当事人的众多陈述中区分开来,并对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运作程序进行具体构建,才能发挥当事人陈述的积极作用,激活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     

论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证据种类,但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刑事诉讼法却疏于规范.一般西方国家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都作为证人证言进行,并且严格限制其证据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陈述独立归类,但关于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仍然与证人证言无异.从正当程序原理出发,应当对审前调查中的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进行合理的限制,并且应当在被害人陈述的审前调查程序中贯彻任意侦查原则、保障辩护方的调查权利.     

论刑事证据的种类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分为七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证据的种类是将证据按其性质和特点划分出来的基本门类,种类的划分是人们认识证据的第一步.可见,正确界定证据的范围以及划分证据的种类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当事人询问制度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两种角色,即诉讼主体与证据方法。与之相对应的,当事人陈述分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陈述与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区分这两种意义的当事人陈述,所以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当事人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询问程序作为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场景,把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剥离出来,并对当事人本人陈述进行规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当事人询问制度,但是粗陋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参照证人作证规则、借助证明妨碍原理等方式完善当事人询问制度。     

论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

所谓美国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简而言之,就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传闻证据不得采纳。传闻证据是指用来作为证据证明待证事项的真实性的陈述,但它不是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作证时所作的陈述。传闻证据的规定适应陪审制度、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以及交叉询问的需要。当然,传闻证据亦有诸多例外。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之思考——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视角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规则所确定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的自认制度逐步瓦解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存在之基础,且由于当事人陈述自身所难以克服的虚假性,决定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存在已经失去意义。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商标权人鉴定结论的证据类型与审查认定

商标权人鉴定结论在证据类型上不是鉴定结论,也不是书证、证人证言,而是当事人的陈述,其证明力较低。应当从陈述的动机与目的,内容是否完整、科学等方面,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商标权人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试论口供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

要想突破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法律思维,在我国建立起审查口供的原则势在必行。该文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合理借鉴国外的证据制度的经验,大胆地构建了在刑事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即相关性原则、法律真实性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人权性原则、补强性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及构建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近几年,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形成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有价值的建议。但少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对我国为什么要确立这一规则和确立什么样的规则还缺乏较为有针对性的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法理分析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否应当确立,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在世界各国人权保障思潮高涨的时代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区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诉讼中作为定罪的证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我们可以吸收联合国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借鉴有关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诉讼证据中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运用、识别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诉讼中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或者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具有对抗性的举证和质证、分析和反驳,同时,法官应着重审查原被告或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对诉讼证据中蕴涵或留存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以及这些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就是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是否能够足以证明(即恢复或还原)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等进行识别和认定。     

楚秦刑事诉讼证据比较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楚国和秦国已建立了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探索出了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并已善于运用不同的诉讼证据种类揭露犯罪。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自白补强证据规则

对自白进行补强不仅是限制自白证明力和遏制非法取证的必要手段,而且还是刑事诉讼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需要.补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它不仅可以补强自白,还应当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并且应达到相当的证明程度.我国的自白补强规则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刑事讯问制度的理论基础

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这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