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政府治理范式的成本分析

政府治理范式的区别会导致政府成本的差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范式显得僵化、迟钝,容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建构现代责任政府、创新政府治理范式、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是中国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基本实现路径。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