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普遍性·现代化--读《儒家伦理争鸣集》并对双方分歧的再反思

学界关于儒家亲情伦理的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儒家伦理的评价问题,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不同心态上;第二层次则是儒家伦理有无普遍性蕴涵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其分歧主要在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的智慧形态与研究进路上.此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取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则既构成了这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一争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孔子人学思想探析

人性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那里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通过从“性相近,习相远”、以仁释人、义利之辨、理想人格等五个方面,分析孔子的人性思想,可以凸现出孔子思考人性问题的理论结晶。他对人性思考的原生态的智慧给当代人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也为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了意义来源。     

“成就自身”的智慧: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

<正>一、儒家成就自身的智慧: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广义的"儒家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是非、对错的道理理性;二是明辨善恶、好坏的伦理理性。《论语》中谈到的"知"和"智",包括孔子说的"智者不惑"的"智",还有后来所称的"五常"中的"智",可以说同时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但进一步来说,儒家的道理理性和伦理理性具有紧密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儒家主张的智、明智、明哲主要在于追求伦     

儒家哲学是仁爱型人类中心论吗?

认为儒家哲学也是人类中心论的看法比较普遍,但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对人类中心论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概念界定的错误主要原因是过度诠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错误理解主要有:对于儒家仁爱万物的理由理解欠妥;对儒家以人"最为天下贵"的理解欠妥;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理解欠妥。实际上,儒家哲学的生态智慧以"人——自然"的双向互动为核心,为我们建立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儒道互补:宗法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中国哲学的一个解释视角

中国哲学以一元、自因和时间性的特征而与欧美哲学的二元、他因和空间性哲学相区别.儒道两家都为中国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从"道与理"、"人与物"、"知与行"三个方面来论证.这种论证归结起来可以说明:儒家宗法主义和道家自然主义在政治、伦理表层的对立,同时也就说明了宗法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所以,儒家和道家又互补性地建构了中国哲学的一元、自因和时间性特征.     

孔子的智德观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智德观及其现代意义杜振吉智德观即关于智慧（知识）的道德意义，或智慧（知识）与道德二者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把“智”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并对智德加。倡导和强调的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从道德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可以把...     

中国传统人格观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文化精髓的人格观，一般是指哲学、伦理学等构成的价值系统中的“理想人格”设计。所谓理想人格是指一种人生哲学对于最健康人格、或最值得追求和向往的人格的看法，中国古代称它为人品。对于个体而言，指在人的一生中，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始终保持自己，体现做人的资格和品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种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本文仅以影响甚广，又显互补的儒家和道家的人格观为重点考察。一、儒家“智、仁、舅”统一的理想人格设计及其实现方法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设计是智、仁、勇的统一。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论罗素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在20世纪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罗素提出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民族"的观点。他嘲讽西方人不懂得老子的"道",犹如唐诗中所说的"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他论述了老庄道论与西方机械的人生观的根本对立,认为正是道家的"自由的哲学"——一种与尼采哲学完全相反的哲学精神——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他列举了儒学与基督教的八点差异,从人性出发肯定儒家"亲亲互隐"的正当性,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肯定中国人"要面子"的合理性。他主张中西民族相互学习,中国人应重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而西方人则应学习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认为世界的新文化应是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人的深思熟虑的智慧的结合。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孙晓春重教化、正礼义是传统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儒家的教化哲学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在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儒家的教化哲学大多持肯定意见，或以为儒家教化哲...     

“价值”视野下的名家哲学精神

在传统中国哲学领域,价值的问题并非仅是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于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这些问题之本质的核心,这是由传统中国哲学自身特色所决定的。与主流的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价值实现视为核心价值不同,名家哲学更强调对纯"名言之域"与"现象世界"的区分,更专注于"名言之域"。虽然同样重视"正名实"问题,但是名家与儒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有根本的不同,更体现出一种"爱智"倾向。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名家哲学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     

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儒道伦理学中水与道的关系、道与智的关系以及智与身的关系。道家由水而得道 ,贵柔处下 ,谦退自保 ,离人而慕天 ;儒家则乐兼山水 ,道兼刚柔 ,秉仁义而处世 ,自强不息 ,进取有为。两家虽然都因水而知道 ,而处世 ,而修身 ,但所得之道不同 ,所尚之智不同 ,所持的处世修身取向亦不同 ,因此而形成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遗世独立 以智启信——论中国禅宗反对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史意义

禅宗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产生也使中国的宗教发展出现重要分化,即在"教下"之外,另立所谓"教下别传"的"宗门",形成"宗"与"教"的分化.中国禅宗的"宗旨"集中体现为"遗世独立"和"以智启信"两点,其目的在于反对宗教世俗化.禅宗的这一思想在总体上造就了中国宗教的独特精神风貌,对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宗教的认识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于东晋时期的中观般若美学

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理论在中国达到高峰。中观般若在印度佛学里,代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其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美学思想经鸠摩罗什、僧睿、僧肇等绍介、阐释,系统传入中国,并内在地实现了由佛学、哲学意蕴向美学意蕴的转化,在理论的内涵及构成上也完成了中国化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     

从全真与禅宗看中国宗教思想的审美化

全真与禅宗是中国佛道二教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其思想均表现出明显的人生审美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以人之“心性”为核心,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流露出审美人生的本质特征;(2)淡化神性,肯定现实人生,高扬人的主体性,是审美精神的彰显;(3)主张此岸超脱,在凡尘俗世中修炼得道,在此岸中获得个体的生命自由和心灵解放,体现出强烈的人生审美化特点。基于全真与禅宗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其宗教思想的审美化倾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二教的研究可作为揭示中国宗教审美人生化的一个突破口。     

杨绛：情感含蓄与大家气象——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

儒家中和审美意识要求艺术在表现情感时含蓄节制,这种审美传统对中国当代作家依然有很深的影响,杨绛作品就表现得非常典型。杨绛作品情感含蓄的表达已达到极高的审美境界：大家气象。其大家气象背后又渗透着中国式的人生智慧与境界,同时杨绛作品又彰显着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现代改造与突破。文章的一大收获在于通过对儒家美学的深入剖析从一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杨绛作品大家气象的成因。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渗入人的现实能力。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实践智慧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在制约和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智慧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怎样做"。基于"度"的观念,实践智慧一方面注重度量分界,另一方面又审时度势,由此沟通普遍的理论引导与具体的情境分析,从而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趋向。作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实践智慧以实践主体的存在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以看到,在实践智慧中,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存在规定彼此交融,形成为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实践主体,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