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有些是，但多数情况下却未必，甚至不仅不是朋友，相反还是更为凶残暴虐的敌人。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战火中洗礼的人性大爱——评曾剑的小说《枪炮与玫瑰》

战争时期往往是考验人性的时期。文工团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交上了最优秀的答卷。在小说中,枪炮和玫瑰是意象符号,有着深层丰富的含义。枪炮是敌对抗争对象的代名词。文工团战士不但要和敌人作战,还要和寒冷、饥饿、肮脏、疾病、虱子、干渴、潮湿作斗争。玫瑰是一切美好温情的代名词。他们自爱、自律、自强。志愿军的人性大爱体现在中国和朝鲜的人性大爱、战士和战士的人性大爱、军官和战士的人性大爱、战士和敌人的人性大爱、战士和动物的人性大爱。作者全方位地扫描战争,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资本是自然和人民的“敌人”吗？——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约资本的综合优势

乔尔·科威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资本”伴随“反自然”“反人民”等劣根性,认为其是自然和人民的“敌人”。那么,“资本”必然是自然和人民的“敌人”吗？由于社会形态和时代背景局限,科威尔对“资本”之属性的分析,未触及“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一定历史时期继续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属性思想的内在逻辑看,应将“资本”属性的辨析置于一定生产关系下,历史、具体、全面、辩证、发展地看待。“资本”究竟是成为自然和人民的“敌人”,促使人类走向经济、生态、社会危机叠加的深渊,还是成为自然和人民的“朋友”,助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繁荣,并非取决于“资本”自身的消亡或存续,而取决于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历史阶段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及文化等要素的集成结构和运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要素的社会属性及功能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资本”,并非必然是自然和人民的“敌人”,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优势中扬“善”,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自然和人民的“朋友”。     

哈达、叶赫“构兵”不息原因浅析

哈达、叶赫同为明代后期扈伦四部中的著名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战争成为两部关系的主题.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朝"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纠葛及由此产生的争端.其中,前者是两部纷争的根源.结果,双方在战争中互相削弱,最终走向共同灭亡.     

默克尔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德关系展望

自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以来,德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做了重大调整,由原先施罗德时期的"亲华"走向全面"排华""反华",大搞"价值观外交",对中国不断施压,中德关系由此急转直下。默克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主要涉及其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三方面因素,其对华新政策其实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属于外交上的逆流现象。今后中德关系何去何从?最有可能的走势将是合作与矛盾并存,既非敌人,亦非朋友,是"利益攸关方"。     

文本解读:亨廷顿虚拟“2010年全球战争”

亨廷顿所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是他就所谓"文明冲突"问题所作的一个凝练的比方,一个概要性的思想实验。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个"虚拟战争",一是要凸显西方文明正处于敌人远多于朋友的孤立境地,二是要强调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应奉行反西方普世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内政策。从事实判断上看,这个"虚拟战争"既抓住了一些事实,如对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又夸大了乃至曲解了一些事实,如对东亚文明尤其是对大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     

借钱就是买敌人

正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不要把钱借给别人,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也不要向别人借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你可以用其他友善的方式接济你的朋友,但不要借钱给他。借钱给他人就是掏钱为自己买了一个敌人。犹太人朋友之间很少涉及金钱,他们之间朋友是朋友,金钱是金钱,分得十分清楚,一般不把友情掺入金钱,也不借钱给别人。犹太人之间的朋友,大家彼此都很不错,就在一起吃饭喝酒,这样的朋友关系就表示你是他喜欢     

从敌人到全面伙伴:越南发展对美关系的战略考量

越南与美国从昔日敌人到当前的"全面伙伴关系",是越南"全方位、多样化"外交政策的成功。越南发展对美关系不仅只是摆脱政治孤立的权宜之计,更是建立"强大经济",借助第三方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长远谋略。但越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未来越美之间的关系将依赖于越美如何平衡人权、贸易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尽管越美关系背后有明显针对中国的考虑,但这只是大国政治在地区博弈的一个侧面。     

解读“伤痕小说”的人性主题

"伤痕小说"主要是指控诉"文革"罪恶,揭露"文革"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身心造成创痛的小说.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我们从惯常的"伤痕文学"主题出发,透视"文革"中被政治主题所掩盖的人性主题.即"伤痕小说"体现出的"文革"中的人性主题,即病态畸形的人性和健康优美的人性."文革"时期,由于"社会生活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     

“9．11”事件后的世界石油形势透视

"9·11"事件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油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件背后有着巨大的石油利益,里海和中亚的石油资源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舞台,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及美国在该地区未来的军事存在的状况将对该地区的油气开发和外输通道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同时,"9·11"事件及阿富汗战争对亚洲的石油供需格局以及对中国石油的进口和海外油气合作也将产生影响.     

与敌人“结盟”的经验和教训——对1494年佛罗伦萨-法国结盟的分析

1494年法国大兵压境,佛罗伦萨在军事失败后,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与法国"真结盟",靠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家族统治的苟延残喘,把佛罗伦萨置于变成法国属国的险境,这招致市民推翻了美第奇政府。为了挽回外交败局,新政府重新与法国谈判,把"结盟"作为一种与敌国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联盟。围绕着国家主权、法国驻军、美第奇家族回归、战争赔款等诸多问题,佛罗伦萨与法国进行外交谈判,采用各种不同的外交手段打破僵局,最终克服了困难,成功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保护了人民利益。"结盟"开启了佛罗伦萨政治改革的新时代,给佛罗伦萨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引发了佛罗伦萨政治上的共和改革运动。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政权类型与战争结果:“民主胜利论”辨正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赢得了冷战,而且在冷战后发动的一系列针对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催生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胜利论"。该理论认为在政权类型与战争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民主制度的优势,民主国家在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文章在对"民主胜利论"的主要观点进行阐述后,认为其赖以支撑的统计数据存在瑕疵,"选择效应"和"战场决胜"解释缺乏说服力,民主和战争胜利之间的因果变量关系难以成立。文章认为,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脉,"民主胜利论"的理论和逻辑错误深嵌于其浓厚的西方"民主"迷思和意识形态情结之中。     

论孙武的“分合为变”战术

在古今中外战争中,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是战争指导上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正确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手段,也是分析敌我优劣态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深刻剖析了孙武"以分合为变"的战术,并通过革命历史的成功案例分析了战争中兵力应该如何集中与分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使二者之间达到最完美的契合。     

战争罪责岂能转嫁——驳日本右翼的“英美与日本同罪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上"英美与日本同罪".其实质是割断历史、混淆界限,为日本的战争罪责开脱.英美在历史上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已成为历史的铁案.先有"重庆大轰炸"后有"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空袭"被害史观"的实质是抹杀日本的"加害"责任.对中国而言,日本与英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战时中国的敌与友岂能相提并论.     

春秋时期战争地理分布与性质的再研究

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是争霸战争,最初国与国之间因为利益而发生争夺,春秋初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大致相等,为了使对手屈服只能借助"尊王"的口号来得到别国的认可进而四处征伐壮大自己的势力。伴随着南方楚国的日见壮大并成为北方中原国家的共同威胁此一时期中原国家在晋国的领导下打着"攘夷"的旗号共同外楚。晋楚争霸势均力敌两国为了保存实力进行了两次弭兵之会。两次弭兵之会后的国际形势,就成为晋楚双方为维护各自区域霸主地位而与邻国进行的战争,战争的性质也逐渐由之前的争霸战争转变为兼并战争。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义"是与战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对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等都进行了"义"的阐释。本文着重从"义"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义"在攻守之战中的重要性、"义"关乎主帅性命和军队命运、"义"有感化制服对方的功效、"义"能改变战争形势甚至决定战争成败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充分肯定"义"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