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意义及其历史价值

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意义及其历史价值陈国灿《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这是吐鲁番地区文物工作者劳动成果的体现，也是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界的又一件幸事。所谓＂新出＂，是指１９７５年以后，吐鲁番地区配合地方基本建设工程，在阿斯塔那等地...     

唐代的计帐与户籍管见

众所周知,在唐代,国家掌握和统治人民的文书,有手实、计帐和户籍等。其中的户籍,在敦煌、吐鲁番早就出土,而手实近年来在吐鲁番也被发现了。但可以确定为计帐的文书,似乎尚未发现。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日中许多学者之间,对于计帐以及计帐和其他文书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不同的见解。其一、关于西魏大统13年(公元547年)文书(敦煌出土,斯坦因汉文文书613号,参见史料1)的性质,相对立地有把它看作是计帐和户籍的说法。这件文书是由两种形式的文书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     

日本学者对吐鲁番学的研究近况──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

日本的敦煌研究起步较早,五十年代一雄、山本达郎等学者为敦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作出巨大贡献,现在仍有许多学者利用敦煌资料成了各个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但日本却没有敦煌研究学会。中国的敦煌研究文革以后正式展开,特别是1983年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推进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11月,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分会,中国吐鲁番学学会已宣布成立,但直到1990年5月在吐鲁番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才广为人知。在敦煌研究的组织化方面,中国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而在吐鲁番研究的组织化方面,日本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1987年…     

《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全三册)

正本书为"新疆通史"研究从书之一种,2013年11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共三册,分为"文书篇"(上、下)和"研究篇"。《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文书篇)》由"前言""凡例""目录""图版""录文""总附录录文"组成。它吸收了中日学者对敦煌文献分领域或专题辑录的成功经验,从已经刊布的吐鲁番所出唐代文书中,选取了803件与军事相关的唐代文书(文献),按内容将收录的696件军事文书分成八大类——军府、军镇(节度使、军镇、城傍)、征行征镇、镇戍(镇戍、守捉、城)、烽铺、军马、军垦、涉军事文书,每类下依年代先后顺序编号、排列,八大类(一至六九六)之后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倍出,而学界尚未对此作出系统梳理.本文分别从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研究、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敦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敦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敦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对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概况进行回顾,以就教于学界.     

回鹘文契约文书参与者称谓考释——兼与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比较

契约文书的参与者是契约缔结中的双方和第三方当事人。回鹘文各类契约文书中对参与者有不同称谓。本文以回鹘文契约文书为文本,并比较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探讨各方参与者的称谓及其特点。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评介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朱雷《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评介

<正>朱雷先生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以下简称《补编》)2022年4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这是敦煌吐鲁番学以及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资料展示,相信一定会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带来新动力。朱雷先生是学界尊重的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完成此书,为晚生后学再创学术丰碑。朱先生最后没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去年八月,朱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朱先生留下了这部著作,这是朱先生的生命礼赞。     

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1988年北京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8月20—25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日本、法国、美国、瑞典、印度、英国、联邦德国、挪威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近二百人。为迎接和庆祝这次国际敦煌学盛会的召开,中、日舞蹈艺术家专门排练了具有中国西部特色的丝绸之路舞蹈,为与会学者举办了“中日专家丝绸之路舞蹈晚会”;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史知识》于1988年8期出版了“敦煌学专号”;“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同时正式成立;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筹备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敦煌吐鲁番资料展览”。可以说,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胜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与各个方面的通力协作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关于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自敦煌遗书发现以后,我国学者即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敦煌学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如1982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1983年8月于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1984年10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同时在厦门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唐史研究与教学座谈会,1985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1986年2月在兰州召开     

吐鲁番学中集检索与研究之大成的重要学术成果──评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

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对吐鲁番地区文物遗址和墓葬多次勘查发掘的基础上,获得了大批文物文书,这些文物文书为我国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自1981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科研人员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的领导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科学整理,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册。1992年以后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和释文对照本（又称"图文本"）壹至蔓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为吐鲁番学的研究…     

近六十年吐鲁番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

吐鲁番汉文契约文书,是卷帙浩瀚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借贷、买卖、雇佣、交换、租佃等类别,总数约300件左右。这批文书为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史、民法史、社会史、契约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吐鲁番契约文书的大量刊布及其研究环境的改善,中外学术界在此领域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笔者整理了1949年以来中外学者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其进行评述。     

职役抑或军职:西域文书所见唐代的“城局”

"城局"为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一个官职,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视为县以下职役或胥吏。本文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西州典马思忠牒》、《唐某人与十郎书牍》、《周氏一族纳税文书》及伯希和库车D.A90号汉文文书中"城局"的逐一辨析,认为"城局"并非县以下职役或胥吏,而是军队僚佐,属于军职人员。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

一敦煌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珍贵的于阗史料。这些有关于阗的史料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于阗语写的各种文书。在整理和研究于阗语文书方面,贝利(H.W.Bailey)做了奠基的工作。德莱斯顿(M.J.Dresden)编有《于阗塞语写本草目》(1),我们以这份目录的部分内容为基础,编纂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将刊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另一部分是敦煌汉、藏文写本中有关于阗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研究资料中心正式挂靠新疆社科联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1983年在兰州召开成立大会时,会上由全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唐长儒教授等建议,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建立三个研究资料中心。1985年学会在新新召开年会之际,确定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乌鲁木齐研究资料中心。1989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正式提出希望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挂靠到新疆社科联,经过多方协商,冯大真同志同意,于1990年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研究资料中心正式挂靠新疆社科联,作为新疆社科联领导下的一个学术研究资料中心(学会性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是世界上的一门显学。从本世纪初各外国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

正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出土文献是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被称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2020年11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首次全面公布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的汉文部分。该书收录汉文文献26000余片,对这批文书进行了整理、拍摄、定名、解题及编次,文献种类丰富,时间跨度大,绝大部分为佛教典籍,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写经题记、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出版

正《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于202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为英国东方学家F.W.托马斯研究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的代表作,集结了作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斯坦因西域考古探险所获藏文文书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成果,共刊布和译注古藏文纸本120余件、简牍近400枚,几乎囊括了斯坦因收藏品中古藏文文书的精华部分。对于学术界来说,本书既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珍贵史料,又是极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它是最早发表和刊布的一批藏文文献,有助于学界     

佉卢文契约文书之特征

尼雅遗址等地出土之卢文书中 ,有一部分属书面契约 ,其中主要部分已得到转写、译释。卢文契约文书在时间上早于吐鲁番和敦煌所出之同类型文书 ,而且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述。一般具有的矩形双简形制 (“封检式”) ,代表了某种书写传统。以 582号文书等为范例 ,在此讨论了这种文书的基本格式、分类以及与早期契约法有关的若干问题 ,于将来作较广泛的比较研究时或有所参照     

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朋友书仪》研究——兼论唐代朋友书仪的版本与类型问题

本文以现编为第130号的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先据原图版作出一份完整的录文。再就原图版的排列次序和定名（《月仪》）的不妥提出异议,从文书的内容分析得出,该卷包括了诗句、名簿、佛经杂抄、书仪等内容,应据主要部分重新定名为《朋友书仪》。将吐鲁番本《朋友书仪》和敦煌本及传世本同类书仪对照发现,该卷集中纂抄了已知四种形式的《朋友书仪》,这不仅说明吐鲁番地区也是各种版本或类型书仪的集中流行地,且很可能是直接源自中原。与敦煌本《朋友书仪》不同,吐鲁番本书仪由于年代较早,除词句略有差异,没有太多刻意适应地方特点的内容变化,较多保持了《朋友书仪》或《吉凶书仪》的早期形态及特色。而对比各种版本或类型的《朋友书仪》,发现从唐前期吐鲁番本《朋友书仪》到中晚唐敦煌本《朋友书仪》,正好展现了这类书仪从初期纂抄传世本到适应时势和地方特色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