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文学的书写意向与文化蕴涵

陪都文学是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其区域文学构成具有从陪都气象到山城意象这一由表及里的双重文化蕴涵,并且在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在文化导向转换之中文本书写的史诗建构这一趋向。     

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

重庆陪都文学是抗日战争时期,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对当时国家求独立、求解放的种种思考,也是他们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与评价、参与方式;是这些作家在血与火的特殊岁月里创造出的文学奇迹与文学辉煌．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利的一翼。     

文学观念:时代特征与文体分野 近古文学观念中的古典主义精神

就经典意义上的明清文学类型而言 ,始终贯穿着古典主义精神。明代文学流派众多 ,无论是前后七子、唐宋派 ,还是明末诸派 ,基本上都笼罩在从秦汉到唐宋的影响之中 ,构成整个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背景。清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建筑在对前代思想总结的基础之上 ,将前代那种古典的精神境界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学问 ,使之客观化、学术化。正是这种古典精神客观化的发展 ,使得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得以保存并被现代人所理解和欣赏     

近古文学观念中的古典主义精神

就经典意义上的明清文学类型而言,始终贯穿着古典主义精神.明代文学流派众多,无论是前后七子、唐宋派,还是明末诸派,基本上都笼罩在从秦汉到唐宋的影响之中,构成整个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背景.清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建筑在对前代思想总结的基础之上,将前代那种古典的精神境界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学问,使之客观化、学术化.正是这种古典精神客观化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得以保存并被现代人所理解和欣赏.     

论船山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王船山的文学精神,乃是他所倡导的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是他进行文学评论的主要原则,是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精核。从心理学上说,它也是促使王船山在垂暮之年开展一系列文学批评的内心驱动力。因此,探讨王船山的文学观,不可不把握其基本的精神。而要弄清他的文学精神,则首先要明白他所面对的文学现实,弄清他对当时主要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态度。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展开论述的。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东汉文人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东汉文人文学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总结和继承,它更多的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质以及和社会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特色。从总体上说,东汉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对非儒家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张扬个性和单纯唯美倾向,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或闭口不谈或改头换面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实际上,东汉的文人文学创作中又涌动着一股潜流,若隐若现地跳动着与传统思想不谐的杂音,表现了文学的私人性,直至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文学创作实践错位的作品,而错位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质和量上为魏晋文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的支持。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的递变——以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与消解为中心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文学批评的理性精神与现代品格

新时期文学批评经历了根本的转型,呈现了"重新估定价值"的批判精神、发现"人"与"文学"的探索精神、交往理性与对话诗学、以"自省"为基础的现代性等现代品格。从建设的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学批评有其不可抹杀的成就,需要对其进行辩证而科学的评价。     

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

本文从最能体现西部作家文学精神的诸种层面对西部作家的文化精神、心理结构及文本世界进行了深度分析,揭示了西部文学生态的丰富性和独异性。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电视节目叙事的文学性植入与文学精神的消解

视觉文化时代,电视节目成为最具大众性的叙事文本。＂文学性＂植入使电视节目叙事更具吸引力。对事件的情节化处理、对视角的多种转换、对悬念的适度设置,电视节目叙事全面运用文学叙事策略,从而挤占了传统叙事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空间;同时电视节目叙事又用叙事视角的大众化、叙事结构的平面化、叙事内容的世俗化消解了文学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性泛化＂的一个表征。     

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

“古典艺术精神”是与“古典主义”意义相近的概念 ,指以经典作品为典范、强调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的艺术观念。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髓 ,对于理解传统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 ,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到隋唐 ,文学观念由早期的教化观念逐渐演变为对文学典范和创作法则的注意 ,古典艺术精神开始形成。宋元时期是文学典范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 ,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把唐代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 ,从而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文学审美典范和从审美精神的层次学习典范的意识 ,即从典范之“法”而“入神”的意识。到了明清时期诸家 ,文学经典逐渐从可以学习的典范变成了只可神悟而不可效法的神圣境界 ,创作与鉴赏拉开了距离 ,对文学经典的学习日渐变成个人化的体验 ,对古典艺术精神的认识也日渐走向更高的概括与抽象 ,经典作品由实际的创作范式变成意蕴精微的欣赏对象 ,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典艺术精神走到了发展成熟的最后阶段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

本文着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首先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作一历史的回顾,进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文学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关系、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以及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多维关系,最后对中国三大文学思潮进行定位与评价.     

论气韵与意境的联系与区别

前人往往将"气韵"与"意境"作含混的把握.充分展现了艺术的前逻辑与超逻辑层面的特性,现代美学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使之在基础理论系统中各占一席之地.气韵与意境的相似点在于都具有整体性、空灵性的特点,其相通处在于均体现道.都可谓是传神,因而都超越语言的规定.二者毕竟有所不同:气韵表现于艺术文本的最外层,是创作者无意识的印章,以独特性为贵,其内在矛盾是力与美、生知与学得;意境则处在艺术文本的最里层,是创作者想象的产物,以共通性为基,其内在矛盾是惰与景、有限与无限.对于艺术家而言,呈现气韵是比创造意境更高的追求.     

关于文学理论的生成与机制问题

文学理论是系统解释文学性质、特征和文学分析方法的学说。“文学是什么”构成文学理论的核心 ,极具弥散性和渗透力。文学是“一种有意思的话” ,是语言的“突出”和“综合”。文学理论研究 ,有结构式理解方式和范畴式理解方式。文学理论的存在形态也是多样的 ,有作为科学的、作为思想史的、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作为方法的文学理论。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 ,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 ,才是一条坦途     

“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

鉴于一个最广泛、最深刻的人类事务哲理,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当中必须有广义的文学透视。这类透视既包括经典方式的史事叙述和以人类真实为基底的文学想象,也包括旨在认识和展示基本特性甚或深层机理的轶事讲述。据此,可以展示复杂的美国精神图景,并且以雅典精神——它主要因为伟大史家修昔底德的广义的文学透视和思想提炼才为今人所知——去帮助理解之。直接与美国的对外态度和对外政策密切相关,美国精神当中有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各有不同依据的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追求,同时还有以漠视历史、信仰技术式解决和倾向于排斥文化多样性等为特征的美国战略文化。这些民族精神内涵得以被揭示出来,主要归功于经年累月众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作家的历史考察、文学透视及理论/哲理思考。与此相反,当代流行的很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研究共有一大弊病,亦即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