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后门权益”的可转债赎回策略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2000~2004年期间上市公司利用可转债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后门权益“,并对基于“后门权益“的赎回策略进行了理论解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可转债赎回的实际情况,研究发现,截止2007年12月底,我国2000~2004年期间发行的35种可转债已有80%完成了转股或进行了赎回,实现了利用可转债融资获得“后门权益“的目的。     

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研究可转债定价

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途径。从可转债最后的行权结果来看,可转债融资更类似于股票的增发或配股融资,与债券融资有着本质的区别。文章从企业融资的角度,重新研究了可转债的定价,并修正了传统的最小二乘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试图对我国的可转债给出更为合理的定价方案。     

可转换债券融资: "免费的午餐"VS"昂贵的午餐"

可转换债券融资实务中存在两种观点,即"免费的午餐"和"昂贵的午餐".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折衷的观点.比较分析了可转换债券和普通债券以及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的异同点之后,指出公司在什么情况下发行可转换债券有利,在什么情况下发行可转换债券不利,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有借鉴意义.     

"民工荒"中的劳动权益缺失及其保护

在劳动力总量过剩的情况下,我国目前出现的"民工荒"本质上是"权益荒".城市二元结构的存在限制了民工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缺位,则导致非正规部门用工不规范,民工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要缓解"民工荒",就要切实保障民工的各项权益.     

我国"过劳死"立法初探

近几年,"过劳死"现象不断发生,并日益引起世人关注.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并无"过劳死"规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对"过劳死"现象进行立法,以维护劳动者权益.借鉴部分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过劳死"的相关立法,我国"过劳死"立法宜着力于"过劳死"构成要件、"过劳死"认定程序、"过劳死"责任承担和"过劳死"职灾预防.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哲学思考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它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时隔8年,2000年2月～5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上海、浙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即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认为"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之间充满着辩证联系,本文试进行粗浅的探讨.     

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首次正式承认了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并且将其定位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力量.然而目前我国关于民间融资的政策、法规非常缺乏,民间融资尚未得到正确的引导,这不仅遏制了民间融资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而且由于民间融资的自发性和隐蔽性,还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正确引导民间融资,合理推动民间融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市场绩效的实证研究

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换债券基本股票价格的影响,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也反映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市场绩效。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宣告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债券时,公司不会出现负的异常回报率;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债券时的市场绩效与公司发行可转债券前非流通股所占的比例的相关性不明显。因此,发行可转债券时的市场绩效与股权分置变量没有显著的关系,建议鼓励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券。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十一五"期间我国食糖供给与需求预测研究

我国的糖料作物主要包括南方的甘蔗和北方的甜菜,在充分考虑库存及进出口调节的前提下,对"十一五"期间我国糖产业的供给及需求能力进行预测和分析,并提出保障"十一五"期间我国糖产业供需均衡的政策思路及要点,推动我国的糖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

"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反映了当前司法活动的现状和理念,但尚存在诸多弊端.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及时起诉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一些刑事案件久侦不破或者久审不决,导致相应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因此,摒弃"先刑后民"的传统做法,让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按照谁先启动谁先进行,同时启动同时进行的原则来处理是司法活动的最佳选择.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基于"价格管制"导致租值消散理论的分析

"价格管制"必然形成"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导致租值消散.我国农地产权模糊,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流转、征用存在"价格管制",形成了较多的"公共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农地租值消散,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要顺利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应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严格政府规制,构建和完善农地市场机制,避免"价格管制",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     

制造业扩散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是否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本文以此为研究目标,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详细分析了制造业区位分布的变化.我们发现,尽管沿海地区仍然是国内制造业的集聚区域,但是以2004年为界,制造业集聚的拐点已经开始显现;具体说来,在1998～2004年期间由于浙江、江苏与山东等省份的产业集聚能力增强致使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呈现出集聚趋势,在2004～07年期间由于广东、江苏与上海等省市的产业向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扩散,使制造业总体上呈现扩散趋势.同时,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说,地级城市间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仍然较低.     

"从管理主义到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庆元模式"剖析

20世纪70年代,针对官僚制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发起了以"管理主义"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但是管理主义革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成效的经验,却并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2004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实现了对管理主义理论的超越.在乡镇一级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浙江省庆元县取得的经验被称为"庆元模式",对许多省份的地方政府职能变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管理者隐藏信息下的企业外源融资契约研究

在完全信息下,Modigliani-Miller无关性结果成立,企业的融资契约与企业管理者的权益无关,而在不对称信息下,最优融资契约表明,企业管理者必须选择满足激励相容的融资契约,才能使得其权益最大,其他任何的融资契约都会导致其权益下降,而外部投资者的权益上升.     

离婚"苛刻条款"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功能研究

离婚"苛刻条款"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正义衡平的应有表达,也是在离婚决定与离婚后果相分离的现有制度设计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机制、贯彻"子本位"立法理念的必由之路.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角度来看,增设离婚"苛刻条款"至少有三方面的独特功能:确立了"正三角形"式的家庭利益判断结构;拓宽了儿童权益保护视角的广度和深度;构造了兼顾离婚决定和离婚后果的双重保护机制.     

误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

一 笔者随中央编译局组团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会议于2004年9月28日～10月2日在巴黎第八大学举行.大会的主题是"新帝国主义".其要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已不是"枪炮和殖民地"的形式,金融资本已以快速得多、有效得多的方式迅速占领世界市场,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金融资本主义,亦即新帝国主义.     

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在借鉴与拓展Rajan and Zingales(1998)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01-200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数据,确认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融资依赖效应:融资依赖程度越高、国有比重越小的行业,从金融发展中获得的好处越大。作为上述研究的前提,我们还对"各国行业融资依赖程度具有同一性"的观点进行了验证,并构造了更为有效的地区金融发展指标。     

中小企业治理结构对融资行为影响及其发现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还是维护出资者权益的重要保证,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影响着企业融资方式,对企业融资模式也有着重要影响.我国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甚至治理结构缺失,影响了中小企业融资效率,造成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要想克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就必须完善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