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在清代广泛接纳外来移民。促成移民大量迁入该地区的因素有垦荒运动、改土归流、驻军防苗和工商业发展等。这个时期的移民影响了沅水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     

论明清时期沅水中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江右商人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广泛地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进入沅水流域较早的商帮之一。位于沅水中游地区的湘西自治州境内存在着大量的万寿宫遗址,展现了该地区江右商人的活动印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沅水中游地区是江右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沅水流域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江右商人来此行商,而江右商人在沅水流域的频繁商贸活动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     

“五溪”地望说异

古代沅水五溪地区,近世以为广大到整个沅水中、上游,并将今上游之巫水、渠水视为古五溪之中的雄溪、■溪。据《后汉书》、《水经注》及方志等资料考证,古五溪地域恐只限于沅水中游西部一带：雄溪、■溪应是今沅陵境内的大晏溪和明溪。     

湘西沅水流域古城镇分布特征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

沅水流域古城镇历史文化悠久,城镇布局与选址体现了古老的五溪文化精髓,具有典型的山水文化小城镇分布特征,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在传承流域本土住居文化、保护流域自然生态、协调新老城区建设、尊重多民族特性等基本条件下进行。同时,沅水流域地区的小城镇形态与沅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流域区域规划的宏观层面,分析当前沅水流域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所在,对湘西沅水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它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今天是我国中西结合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武陵民族走廊主要由沅水、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等几条通道构成。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靺鞨、渤海陶器与高句丽陶器比较研究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出土的靺鞨、渤海陶器与高句丽陶器在器形、纹饰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主要是高句丽文化因素影响靺鞨、渤海文化的结果,但这种影响并未触及靺鞨、渤海的典型器物“靺鞨罐”.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陶器器形对靺鞨、渤海陶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出土陶器的器形基本被渤海其他区域全部接受,并且成为渤海陶器组合中重要而稳定的组成部分.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社会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社会环境同其它地区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因此,在探讨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俗文化的同时,很有必要对该地区的社会环境进行论述,特别是着重从经济结构、开发进程、民族、人口状况等方面予以钩沉.     

沈从文与古镇锦溪的一段情缘

“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汪曾祺这句话．是指作家的灵魂与沅水相交融。在凤凰古城沈从文故居的耳房南墙上．用毛笔书写着孙女沈红的悼文《湿湿的想念》。文章说：“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走出沅水的沈从文,也成了一本人们未必能读懂的大书。     

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

长江中游地区是史前毁器葬兴盛地之一。研究长江中游毁器葬可发现其出现于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并且延续于长江中游诸史前文化中,下迄盘龙城文化,乃长江中游地区一脉相承的葬俗,其背后应有其地域文化的信仰脉络。     

人口迁移与宁夏城市回汉民族关系研究——基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汉族人口的持续迁入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聚居区,城区汉族与城郊回族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既隔离又相互依存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回汉民族混杂居住,回汉民族在矛盾与冲突中相互理解、频繁互动。宁夏实施“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后,有数千名来自宁夏中南部的回族劳务移民迁入惠农区,城市回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述论

乌江流域是汉、土家、苗、彝、侗、回、布依、仡佬、水和白等族聚居的区域,古代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造成乌江流域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汉文化和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古代移民的过程即是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多样化的文化就是古代移民的必然结果;二是政治因素对乌江流域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有巨大作用;三是汉文化教育是乌江流域多样文化被汉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为目的 ,客观上推动了黄河以北社会生产的恢复 ,也使女真族更多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熏陶。汉族向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动 ,虽具有对中原经济文化破坏的性质 ,却为东北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加快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契丹族的迁徙是伴随着金朝的血腥镇压和强制同化进行的 ,造成了契丹族影响日微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金朝社会的人口流动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戍卒、田卒问题探析

河西地区是汉代的边防重地以及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从居延汉简的记载中,汉代河西地区的戍卒和田卒来自于全国的27个郡国。各郡国人口的输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战争、政治、人地矛盾等因素。戍卒和田卒的输入对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和经济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分析——以楚雄彝族妇女为例

由于女性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形式、迁移过程及产生的后果都体现出了不同于男性和汉族女性的特征。因此,将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特别是以一个地区的民族为例,对其流动的形式及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考察现实中少数民族女性流动人口的特征和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女性在流动中的权益保护,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的有序流动。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北疆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变迁

自清代统一新疆以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内地人口大规模、持续性地迁移至新疆天山北路。他们大多是官方组织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以及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对此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经济上,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新疆天山北路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内地人口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土地被大量开发,作物种植多样化;内地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则直接促进了新疆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北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农业经济、游牧经济等多元经济并存的发展态势。随着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北疆的城镇渐次兴起,其规模由"屯城"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其原有的军事战略功能也渐渐退为其次,商业贸易功能日渐凸显。文化上,内地的文化资源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北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文化在交流中不断调适,互相借鉴,和平共处,并衍生出新型的多元文化类型。北疆区域内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劳动、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新疆社会的基本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东北汉族民俗文化构成及其特征

东北汉族民俗文化是由关内移民文化、东北原住地少数民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共同构成的,是多种民俗的集合体。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元素相互影响、吸收和共生,在东北特定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汉族的独特关东风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