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农兵文学”的独特样式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工农兵文学"。其样式特点是:政治化的生活事件和政策性的表述;预期性的情节发展和合目的性的效果;从政治着笔的人物描写和政治性的褒贬态度;公众化的意识和直奔的主题;民族化的体式和大众化的语言。这一样式不是模式,而是一种文学的类型。在当今,它不但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有发展的可能性。     

“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十七年文学综论

关于十七年文学,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不免失之简单,而应尽可能重返文学现场,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客观、理性的审视。作为“为工农兵”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思潮在规范与质疑中交替演进,创作主体具有认同与焦虑的心态特点,文学作品则主要有建构与超越这两大叙事类型,总体上体现了对“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     

工农兵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革精神、人民性、政治倾向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鄙俗性,同时也对其中的中庸思想、官本位思想和鄙视通俗文学的观念,进行了反叛。但在反叛的过程中,又表现出＂政治倾向＂极端化和个人情感丢失的倾向。当今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工农兵文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精神,才能坚持我们...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中国工农兵文学既和世界文学相通,又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和世界文学的相通之处是文学性,独特性表现为：遵循工农兵阶级感情规范,否定个人自主的文学性质;通过人物形象而又直白地表达公众意识的抒写方式;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它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些文学的失误.当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而是要纠正它的失误,把它的失误当作对我们的警示.     

论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没有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其实,它虽然有着好些文学失误,但却又对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第一,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第二,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第三,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     

浩劫中的沉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广西文学

"文革"十年,广西文艺组织、作家、艺术家遭受了严重破坏和伤害.在这样的年代里仍有不少老一辈作者,如秦似、莎红、王一桃等,坚持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写出真实的现实和内心的真切情感."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创作,虽然仍有一些"文革"痕迹较重的作品,但也有来自生活,坚持文艺规律创作的作品.它们是广西的"文革"后文学.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同质与异类——工农兵文学与同时期国统区、沦陷区文学的对比考察

上世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和国统区、沦陷区文学,是两种同质而异类的文学。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人民性,都属于人民的文学;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审察和表现生活的着眼点是阶级斗争;而后者则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生活。在从作品的构思看,前者展现的是理想化的情节发展;而后者展现的则是生活的本相。在表达感情时,前者是政策性的情感抒写,而后者则是个人性情感的宣泄。前者采用的是大众化的体式和语言,而后者则是运用个人独特的表现形式。总的看来,工农兵文学是政治文学、宣传教育功能文学,而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则是社会文学、认识功能文学。纵观自上世纪4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呈现的就是这两种文学的发展态势。而这两种文学,也都是当今仍然需要的。当然,两者又都需要发展。     

关于“艾青研究”的几个问题

要把“艾青研究”推向深入,应该及时发现和正面回应“艾青研究”中社会和学界提出的问题。目前学界建议创建“艾青学”,对此本文认为应该谨慎。关于“艾青个人情感生活”的研究,关键是研究的态度以及意义和价值。“艾青形象”的整体评价是一个重大问题,要弄清“艾青形象”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取舍标准,从大处和高处进行历史评价。对于解放前后艾青诗歌质量落差的问题,应从历史环境和诗人个体的变化给以同情和理解,从而总结出有利于今后诗歌创作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应出于非学术的目的而利用诗人。       

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论

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生存论视域下之文学观——从“文学是人学”谈起

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的生存相关联,可视为人生存超越之学。从生存论视域切入,人有生存超越本性,需要找寻超越途径,文学可以为人提供生存观照;语言是人的生存家园,也是文学审美场域。文学以语言为场域展开审美创造,让人在想象中构建诗意栖居之所。以语言为场域的文学,在审美方式与艺术表现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把握文学话语审美特质,对解读文学文本及发挥文学人学功能都有现实意义。     

情感逻辑:自由与规范——论孙绍振的文学观念

在逻辑性的论述架构内,孙绍振的文学研究,强调文学情感的独特性和奇异性,同时周密地论证了作为文学的情感,总是为种种文类所约束和规范。这表明,孙绍振推崇审美的诗意、自由的表达,但他更明白文学的自由总是为审美的历史语境所围困,因而,孙绍振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以精密的方式揭示了情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表意方式之特殊性。     

“巴黎”的时空流转——论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

都市意象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在艾青诗歌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这却是目前研究者很少关注的。其中,巴黎意象始终是艾青都市书写的核心,可以说艾青的诗歌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巴黎情结。对于巴黎,艾青始终存有一份复杂的生命感应性和审视的眼光。在他的诗中,巴黎不仅成为诗人自身独特感受体验、多维反思现代文明的载体,更是被赋予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多重意义;另一方面,诗歌叙事的差异性方式也在阐释着都市的变迁。由此,艾青的创作以非常独特的个性进入和观照世界,丰富和拓展了新诗的审美视野。     

“新冒现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综述

美国华裔文学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着重探讨了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发展阶段及代表作家,作品题材等问题。由于美国华裔的特殊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使得美国华裔作家大多具备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这一特点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     

文学翻译规范下的译者主体性

本文以吉迪恩·图里的文学翻译规范为理论基础,以杨译和霍译对《红楼梦》中典型颜色词＂红＂的文化差异翻译为个案,揭示了文学翻译规范下的译者主体性是产生风格迥异译作的根本原因。     

芦笛永远在“诗”与“人的世界”里吹响──论艾青诗歌艺术的独特性

艾青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他的诗朴实、绮丽;抒情中含着深刻的哲理;深沉与奔放、宏伟与细腻溶为一体;同时具有散文美。艾青有如督手,他那悠扬的笛声,永远吹响在诗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里面。     

“先锋文学”的先锋性解析

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思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形式创新而闻名,其叙述方式的“先锋性”历来为人诟病,但是其作品内在的价值仍然不应该被忽视。因此重新审视其“先锋性”表现,思索继续“先锋性”的问题依然具有意义。     

范式与超越——文学视域下对“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省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与文学”运动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虽然并非一帆风顺,却也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然而,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法律与文学研究却未像预期那样获得巨大的繁荣,基本上处于法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诚然,基于法学专业知识与实用主义视角的考量,法学学者对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景有理由担心与焦虑。然而,如果将焦点从“法学”视域转移到“文学”视域,这个跨学科研究将显示出它更丰富和更有前途的一面。鉴于此,本论文重新界定法律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涉法文学”研究,并为其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正名,进而为其未来的研究提供可能性的路径——还原文学性、情感转向、文化共识,意在超越现有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范式。在真正意义上,这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双向互动。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