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冯增烈先生提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有的与会者提出,伊斯兰教是统一的,只有伊斯兰教在中国,没有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的伊斯兰教,反对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说。翌年,冯增烈先生发表文章,论述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以后,我写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与民族化》。近年来,有人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是开历史发展的倒车,是倒退不是发展"。那么,伊斯兰教中国化是符合宗教传播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开历史发展的倒车"。这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回族化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方式是宗教与民族俱来的。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它在中国传播,必然面临中国化的选择和实践;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中国多元汇聚,一体融合为回族,伊斯兰教也面临着回族化的选择和实践。中国化和回族化既有区别,又是一个过程中联系紧密的两个方面,是共同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展开和完成的。     

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

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以回族为主要载体。历史上伊斯兰教所以能够在中国内地扎根发展, 与回族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从回族文化认同角度探讨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 不仅可以对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融合有较清楚的了解, 而且可以从现实出发, 摸索伊斯兰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 并进而探求回族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明代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分布

明代是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政府对伊斯兰教实行优容与约束并行的宗教政策.相比于之前穆斯林多以“藩客”形式生活,明代的穆斯林更加本土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从地 域角度来看,明代伊斯兰教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遍布三级政区的格局;从民族角度来看,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居民和以回族为代表的内地信仰伊斯兰教居民两大系统形成.     

明清明期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

伊斯兰教是一种律法型的宗教,具有宗教、伦理、法律三位一体的特征,伊斯兰教法不仅约束着教民的内心理念,也约束着他们的外部行为。对于回族穆斯林来说,坚守宗教信仰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如何协调伊斯兰教规教律与中国传统法律及行为规范的关系。正统的伊斯兰社会是政教合一,被视为真主法度的伊斯兰教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对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来说,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则是封建国家的世俗法律,成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的冲突,给虔诚的教民遵行教法     

经典互读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本文是三位作者在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儒诠经"与"回儒共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与本土化等方面的对话。     

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

基于游牧文化与商贸社会的伊斯兰教与基于农耕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存在宗教本位和伦理本位、超越取向和现实取向、一神崇拜和多神崇拜等根本差异,但形而上层面及社会功能的互补性,使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共存千余年。穆斯林精英成功化解了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以及伊斯兰教法与国法之间的张力。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世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地区争端及民族宗教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回族角度谈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 ,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蕃坊”、儒化和回族化阶段。在与中国主流文化的碰撞中 ,不断吸收汉文化的因素 ,实现自身的再造 ,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回族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包含着伊斯兰教的回族化和回族化的伊斯兰教两层含义。     

“宗教与中国社会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圆桌会议综述

<正>2012年2月13日至14日,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宗教与中国社会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圆桌会议,广邀港、台、内地学者,共同回顾几十年来的中国宗教学发展概况。首节主题"中国宗教与社会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讲,     

北京伊斯兰教与清真寺文化探微

北京伊斯兰教何时形成，虽然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却一致认为北京自元代以来就已经是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是世界各国各地区观察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了。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文化。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传播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伊斯兰与清真寺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信仰体系，又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金帝诞节改期受贺考

中国帝王以自己的生辰为节日,大约自唐开始。宋人王明清云:“《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华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乐,休假三日。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①此说盖不谬也。而各国之间互派生辰信使,五代始有之。②延至宋、金、夏鼎立时期,宋、金,金、夏,金、高丽都互派使臣祝贺对方国主生日,此制度日益完备。一般说来,帝王生辰与诞节是一致的。然笔者在考察宋金交聘制度时,发现《金史》本纪中所载金帝生辰与诸国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