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利用在山东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个人及家庭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来源与解析:一个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CHARLS 2011年全国基线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社会地位、家庭经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复杂交互影响关系,解读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双面性和复杂性;家庭经济是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家庭经济对身体健康影响不显著,老年人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表现出性别差异,男性表现更低.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在IV-O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子女数量和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社会养老"模式和 "养儿防老"模式如何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者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由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并且两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它还将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对高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增益作用,而低龄老年人所获得的家庭经济供养则与其健康状况负相关;此外,子女的日常照料使得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双双提升;社会正式支持中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参加新农保和新医保将会显著提升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水平,从而间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由此可见,"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呈现出协同促进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农村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对儿子还是对女儿,提供孙子女照料都会加强其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但是子女与老年父母居住距离的差别,造成照料孙子女作为结合家庭的中心资源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由于儿子被寄予养老的主要责任,与老年父母代际交换关系受居住距离的影响更大。老年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服务性(生活照料)互惠关系随居住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但情感回馈则被削弱,且老年母亲通过向儿子提供孙子女照料得到经济回报的互惠关系强于老年父亲与儿子的互惠关系。老年父母向其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帮助符合合作群体模式下交换的目的是增强回报能力的原则。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文章利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考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为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可被轻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性别视角的潜在类别分析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 亲密有间型、 近而不亲型、 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中国老年人再婚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和看法,着重分析经济状况和代际关系对老年再婚态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整体上对老年再婚的态度较为消极,赞成者不足1/3且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低龄、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再婚态度更积极。以房产数量和经济独立性两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经济状况,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则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越高;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比经济不独立的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更积极;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年人群中,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老人再婚意愿最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分析得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降低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比没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减少32.5%;子女性别结构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只有儿子健在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其次,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最低。此外,本文还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使用智能手机、充分的养老规划和现代养老观念等都会对老年人再婚态度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     

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少子化伴行,家庭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休闲生活有重要意义。使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 ）数据,分析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孩子性别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孩子越多,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频率越低;儿子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负向影响为主,且1个儿子的强度最大;女儿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正向影响为主,且1个女儿的强度最大。重视家庭子女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推进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     

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研究

生活自理能力是影响老年人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最为普遍性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十年追踪数据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ADL和IADL)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的ADL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呈现出低起点快速下降型、高起点急速下降型、高起点平稳下降型三种类型,老年人的IADL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则分为低起点快速下降型和高起点缓慢下降型两种类型。不同社会经济特征老年群体在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老年妇女、少数民族老年人、低教育程度者、老年农民和城市从未正式工作过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属于较差模式的可能性更高。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形态受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家庭支持等多方面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应加强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导向,积极扩展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正向作用;广泛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介入,通过增加老年人与家人、邻里和朋友的联络、交流和支持来改善健康状况;同时应基于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发展的模式和特点,构建适合的社会预防照护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来自2012年新疆十三个地州市的农民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技术,分析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的农民占大多数;农民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状况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民族、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和家庭规模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和有无儿子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社区层面的农户类型、社区身份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职业类型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地区层面的新型农保对养儿防老观念无显著影响,村经济情况、交通状况、新农保缴费标准对养儿防老观念有显著影响。     

市场经济下生育心理变化分析──我国7省区部分人口调查

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7个省区1269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生育决策权的定位、生育期望、生育动机、生育态度等生育心理的变化新趋势和特点，指出在复杂的生育心理结构中，精神性生育动机处于优势地位，家庭精神生活质量是新的生育心理的主体。     

长春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

针对我国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具体情况,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吉林大学"我国老年人生活状况及养老公共服务需求研究"长春市部分的调研数据,采用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流行病学学组会议提出的分等加权综合评分法,对长春市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将老年人口划分成不同年龄组及不同性别组,分别从经济生活、医疗健康生活、家庭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方面进行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结果显示,长春市老年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略低于男性老年人生活质量;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水平随年龄增大而降低。通过实证分析,综合把握长春市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现状,明确影响长春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发现阻碍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不利因素,就改善长春市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