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定而学乃益”

“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读通鉴论》卷十七,以下引文未注出处的同此)王船山在论梁元帝萧绎焚书时这样说。公元554年冬,西魏发兵攻打梁的首都江陵。城破,萧绎投降,被杀。魏兵入城时,萧绎焚毁所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自叹“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王船山指出,萧绎自取灭亡,“未尝非读书之故”;因为他的读书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无异,“玩物丧志”,“读书止以导淫”。王船山认为,读书必须有志,无志而读书是不行的。     

何谓“来历”:从《灵泉志》看明清时期土地权利的“证据”

湖北江夏地方的民间文献《灵泉志》记载了明代当地所谓"八大家"为反抗楚藩占据灵泉山而与之发生冲突的过程,其中的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早期地方社会的秩序和土地权利的依托,对于我们将这方面的研究向更早的历史阶段推进,从结构性认识变为历时性认识,大有帮助。     

“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王船山“正心教”的展开

船山以"正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构建内圣学的宗旨依归。置诸《大学》工夫系统,在"志"的主导下,"正心"彻始彻终、彻上彻下、照应"格致相因"、作为新民之本,打通内圣外王;置诸船山心性论系统,依照"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的定位,船山围绕存养与省察、心性关系、志气关系、志义关系等进行了一贯论说。从"正心教"到《大学》学的考察,可为重新审视理学范式演进及以《大学》学为代表的理学经典诠释提供思考,深化对《大学》学与理学双向互动的认识。     

“禘”解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在经学史上,关于"禘"的理解历来就存有分歧,尤自郑玄、王肃以降。至唐代《五经正义》颁之国胄,世人治经唯郑之从。然而,民间也出现了以赵匡为代表的新的学术动向且开宋学先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采赵匡之说,但因朱子不满程子解"禘"而程朱之判已明;虽然学宗朱子,但是以吴澄、陈澔为代表的门人后学对"禘"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通过对"禘"的研究,可以一窥朱子学在经学领域,尤其是礼学研究方面的精微化趋势。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

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之世界五大洲新图像,反映了晚清以降中国"居东"图式的主流与接受倾向。廖平面对魏源及其晚明源头利玛窦的西洋新图模式,自儒家典籍旧章中,以重读"大九州"的进路而"再现邹衍",企图收编其学为"《春秋》邹氏学"。廖平一生经历的清末民初,皆在追索"孔子之学"在五大洲新世界意义再生的可能,如何将孔子之学置入世界,并且再度"居中",正是廖平萦绕一生的课题。近代视域中曾被遗忘的廖平学,重读其图像模式的经学论述,是东西方遭遇下的"五大洲与大九州"之当代课题。     

略论孔子关于志的学说

“志”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本文认为孔子之“志”有理想和意志双重含义，而前者又有个体与类（或社会）两个维度。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志”的分析：第一，志的个性依据与社会根源；第二，志的自主性与强制性、为己与成人两重内在张力；第三，志的天命与人性两种限制；第四，志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等。通过分析，文章凸现了孔子关于志的学说的若干特征。这对更全面地理解孔子整个思想有很大意义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论梁漱溟“新孔学”伦理观的建构

五四时期,在传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之际,梁漱溟独树一帜,建构"新孔学"伦理观。他以生命宇宙观为基石,高扬社会伦理本位与道德本体论;以生命和谐为取向,确立道德义务;以道德代宗教,建构伦理"终极关怀"。进而,肯定了孔子儒学的生命与智慧,确定了现代新儒学尊孔崇儒的精神方向,揭示了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误区,树立起人文自觉主义的大旗,开"以洋释儒"学风。它对时代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虽然在今天看来",新孔学"伦理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与缺失,但是瑕不掩瑜,其内含的合理因素,至今仍为人称道。     

唐代“文选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文选学"作为与"红学"相媲美的一种专门学问,历史更为悠久,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唐初曹宪开始在江淮间讲授《文选》,逐渐使"文选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成为有唐一代的显学,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文选学"在唐初逐渐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随着统一的唐王朝社会政治环境渐趋安定,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推行,一般读书人主要通过写好文章进入统治阶层,这些都为"文选学"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文选学"的兴起有其内因和外因。《文选》所选作品都是历代名作,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华丽的辞藻,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文体模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用性。而"汉书学"和类书学的发展,又为"文选学"的兴起产生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代《濂溪志》编纂与濂溪学的传播

从南宋起编纂周敦颐史料的思路基本有四种,少部分刊本接近文人别集式,大部分刊本虽名称各异,实际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别集体例,涵盖了图、表、谱、传、志等地方志体例,还有一种是有关周子后裔的史料,可通称为'濂溪志'。这些刊本至少有54种,可划作四个版本系统:集系统、志系统、全书系统和遗芳集系统。历代《濂溪志》的编纂提供了濂溪学传播的文献载体,有光明周子思想、继承先贤精神的价值;其丰富的资料性,为周子在宋以后道学思想中占据的优势传播生态位提供了重要抓手;其图文互著的特点,利用视觉传播,生动展示了濂溪学的多样化存在,助益濂溪学在历代的传播。同时《濂溪志》这种以图经志人,以他人之文载人的个人史料编纂范式,为创新个人文集编纂体例提供了可资参校的范本。     

“儒学”是“学”散论

现今有学人以"儒"是职业,不是"学";而儒家的学说又从未形成统一的思想系统为理由,质疑"儒学"称谓的合理性.针对这一质疑,本文通过梳理"儒学"概念之提出与沿用的历史.以说明"儒学"称谓之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它之约定俗成上,而且体现在它具有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     

也谈康有为的“尊孔”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与蔡世华先生商榷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何看待他在辛亥后的“尊孔”及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反孔”，不仅是对康有为矛盾、复杂的一生进行评价的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在构建中国近代新文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态度、方法等问题。蔡世华先生认为“如果从构建中华民族的近代新文化，新文明的大目标来言，康有为‘尊孔’．力求在批判孔学中建立新孔学──一种为中国社会近代化服务的新孔学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而陈独秀等‘打倒孔家店’，通过否定中国一切旧有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观念上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却是不可取的。对此，笔…     

阳明学的孔学及学孔

面对阳明学发展的困境,胡直、孙应鳌等阳明后学以"孔学"树正鹄,以"学孔"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工夫",以密、勇、博、高、大且全为孔子画像。孔子的真精神在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孔学的诠释在于良知的推致与践行:孔子的真宗谱在于"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精神传承;真年谱在于一生发愤志学,以复心体至贲。胡直绍续程颢之学,以觉言仁;独握虞廷心印,研透深微,居江右讲学,与孙应鳌主持的贵州"学孔书院"相呼应。从地方到政治中心北京,胡直、孙应鳌的后学邹元标主盟首善书院,以"愿学"孔子为标宗,推进"学孔"。     

《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华裔学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西欧天主教人士在中国创办的面向西方的汉学杂志,至今这本杂志仍然位居当代国际汉学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列.这份杂志发展的最初时期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在13年的前期历史中,尤其得益于辅仁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的鼎力支持.<华裔学志>在其前期历史中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华裔学志>试图继续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以其关注中国古老文化的"纯学术性"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变“要我学”“教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

学生认知、情感、意志、能力四者和谐的发展,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保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学习情绪调动起来,让他们求知若渴、欲罢不能;把学生的情感激发起来,让他们有充分的情感体验;把学生的思维激活起来。然后通过教师的激疑、设疑、导疑,促使学生思中有疑、疑中有问、问后有悟、悟后再疑;把学生的自学劲头鼓动起来,变"要我学""教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在教学实践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     

从比德于水谈孔、孟、荀之“道”

在孔、孟、荀之典籍中,有诸多关于水的论述。三圣以其独到的视角,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以水喻德,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皆以"仁爱、孝义"为修身之本;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修己以安人"的逻辑进路而成的孔、孟、荀之"道"正是作为内在德性文化的中华道统思想之核心价值。